嫡庶之别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在殷以前无嫡庶，但殷以后嫡庶观念就逐渐兴起了，到周出现了具有嫡庶之别代表性的分封制。随着时间的发展，嫡庶观念于东汉的迹象愈发明显 ,只是到魏晋时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再到南朝时已经不顾庶孽。历史的浪潮永远是波动的，从永嘉之乱到北朝时 ,再次出现反转，嫡庶观念尤其鲜明，嫡庶之别如天与地，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方面嫡庶之别深刻鲜明。然而，到了唐朝时，这种嫡庶之别又开始逐渐缓和。

一、统治者的影响

1、时局影响

我国古代标榜的是君权神授，皇帝即为天子，可以说，天子就是百姓心中的神。并且，分封制之后，于汉开始，中央集权越发明显，世家豪强逐渐没落，中央集权在唐朝到达一个小高峰。这样一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也会为了自己的权力逐渐收拢中央的权力。

唐初，隋朝刚灭，割据，有薛举的西秦、李轨的西凉、萧铣的南梁、王世充的郑国、窦建德的夏国、梁师都的北凉。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刘武周、李子通等人建立的。当时的局面是狼烟四起、内不安外有患，流民无处可去。

此时，想平定局面，新的就需要能打仗的人才，且新下百废待兴，国家还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再来是因为隋朝刚亡，战乱四起，民心四散，这种时候对百姓、人心的安抚也极其重要，得民心得天下。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之下，嫡长子和庶生子都能被统治者收到旗下。并且，当时统治阶层属于关陇军事的贵族集团 ,这个贵族集团并没有沿袭北朝一些弊端。

统治者当时对于人才的选择是：“人以才进,不论嫡庶次。”意思就是统治者缺人，无论是大嫡长子还是庶生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被统治者重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于时局的妥协。

据《我国人口史》，可知隋朝大业五年时人口数大约是5032万。但是到了隋末唐初，全我国剩下的人数不足隋朝大业五年时的1/3——不过200余万户，即1500余万人，《通卷·卷七》有记载：“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

可知人口在这种大趋势下迅速锐减，此时需要的人才就不能只从越来越少的嫡长子中去选择，庶生子和寒门的任用是统治者对于大趋势的一种妥协。如褚遂良所说：“主祭祀之裔，必贵于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于正庶。”从选拔人才这里，其实也就能看出在唐代嫡庶之别已经被弱化了

2、统治者本身的集体潜意识

其次，是唐初统治者自身的问题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实，对于我国古代来说，因为我国古代社会是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并不是很高，这也就使得财产分配和继承是需要遵从一定的原则。就如，原始社会的私有制出现时对于财产的分配。

而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进步，这种对于财产的分配也逐渐有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礼法以及血脉正统性的作用和象征，这种分配制度就逐渐演化成了嫡长子继承制。也正因为自古以来嫡长子继承制的重要性，于是上自皇室 ,下到官宦之家 ,都是格外重视这个制度的。

魏征就说：“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家者之所深慎。”但是，统治者并不是纯粹的中原人，他身上有胡人的血统，所以对于嫡长子、血统的观念并不是如正统中原人这般看重。心理学术语上有个词叫“集体潜意识”，即历史演化过程中人类祖先积累的经验，这种经验会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先天遗传倾向。

胡人居住地不比中原，他们的居住地环境更加恶劣，因此，适者生存，而这些“适者”中多数是强者更加适应环境，因而在他们有一种“慕强”的潜意识；相反，嫡庶之别这种原则对胡人来说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统治者拥有的胡人血统，这也使他拥有这种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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