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renkou sixiang

战争以前我国思想家关于人口数量、密度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思想。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丰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人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人口思想，包括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迁移的看法，成为我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

在我国古代社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协作和分工的发展，这要以一定数量和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为前提。劳动人口又是统治者的兵力、徭役和税收的源泉。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形成以后，怎样获得大量劳力、兵源和税源，更是历代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所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人口问题在我国古代很受重视。人口的多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关系，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等，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仅从他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不同观点来看，可以大体上把古代人口思想分为：主张人口大量增长；主张人口适度增长；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实质上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等三种类型。

它在我国古代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殷商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诗》里也有许多诗篇歌颂了“则百斯男”、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思想。春秋时代，许多思想家都曾鼓吹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公元前 643）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女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驱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更明确地论述了鼓励人口增加的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仁”，而以体现血亲关系的“孝”为本。他很重视夫妇关系，并把蕃衍后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当人口众多，“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他主张先要使民“庶”，然后使民“富”。他建议君主招徕“远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劳动人口。孟轲继承孔丘的人口思想，主张“广土众民”（《孟子·尽心上》），鼓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这种宣扬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我国长期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最早详细论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积极主张增加人口，主张鼓励早婚来使人口倍增。他声称，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为此，要“兼相爱、交相利”，提倡非攻、节用、节葬、力耕和早婚，反战、反杀殉、反对“蓄私”即反对大量蓄养宫女婢妾，认为战乱和蓄私都会妨碍男女适时婚配，影响人口增殖。

秦汉以后，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仍很盛行。南朝周朗（425～460）的人口思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把人口增殖看作国家大事，宣称治国者“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宋书·周朗传》），认为战乱、急政严刑、天灾岁疫、长期服役等是当时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若要使人口迅速增加，必须消除天灾人祸，让人民安居乐业，夫妻团聚，并提倡早婚。他甚至主张强制推行早婚，“女子十 嫁，家人坐之”。明朝丘濬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声称一国人口的多少关系到国势的盛衰，“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认为天生万物都必须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劳动人口增长，财富才能增长；没有庶民则国不成国，君不成君，因此君主必须掌握户口数量，鼓励人口增殖。

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孔丘及门徒固然主张增殖人口，并认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礼记·大学》），但已开始注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适应的问题。最先明确提出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思想的是《商君书》，它认为国家富强在于农战，而要搞好农业，就应当使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相适应：“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算地》）。它甚至具体计算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具有一定比例的可耕地的方百里土地足以居住五万耕作的农夫。《管子》一书也非常重视人口和土地的比例要适当的问题。在《乘马》等篇提出“地均以实数”，即把各种土地按各自的收益折算成标准的耕地面积，以便和人口数量对比。它声称“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禁藏》）。按照这个标准，“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八观》），即方五十里田野的适度人口是“万家之众”。它还认为有了土地要开垦，有了人口要使他们勤于耕种，否则“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霸言》），也不能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平衡。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指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这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的人口适度增长思想。

在古代我国，每当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一国人口相对于生产条件而过剩时，便往往出现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实质上主张控制人口规模的思想。道家代表作《老子》里所提出的“小国寡民”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上述思想的一种表现。它的理想社会是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国土面积很小，人口很少，人民死守家园过着仅可温饱的简朴生活。从人口发展的角度来说，究其实质，无非是想用缩小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缩减消费的办法，来使人口增长适应于土地面积相对变狭、财富相对不足的状况。韩非最先明确表示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认为这是当时社会纷争的根源。他把前人所谈的人口和土地的对比推进到人口和财货的对比，来考察人口发展。认为上古时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他所处的时代则不然，人口增长过多而财货不足，“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他虽然把人多财寡看作“民争”的根源，但并不单纯主张消极地减少人口，而是要求尽可能地减少一切非生产人口，同时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韩非对人口增长趋势的看法，后来成为我国古代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思想的主要渊源。

在封建社会后期，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思想较前为盛。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马端临（约1254～1323）曾联系人口质量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增长。他声称，古时“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所以，古时“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而他生活的时代人们才益乏而智益劣，因此“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自序》）。他认为古时人口是量少质高，可以多增殖;后世人口是量多质劣，不应多增殖。明朝的徐光启认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农政全书·井田考》），所以江南地区日益人多地少，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把东南过剩人口迁移到西北，发展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

在 战争之前几十年，人口成倍增长，物价腾贵，土地兼并严重。洪亮吉提出了系统地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他在1793年写的著作《意言》中指出，治平之世的户口在成倍地增长，比三十年前增五倍，六十年前增十倍，比百年前增二十倍。而田与屋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是屋十间、田一顷，第一代供两口人用，第二代就要供十人用，第三代要供二十多人用，到玄孙一代人口增加不下五、六十倍，一户人家至少分成十户，但田与屋一般不过增加一倍，最多三、五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人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也”（《意言·治平篇》）。他认为解决的办法，一是“天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疫天灾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由统治者采取措施，鼓励开荒、移民，限制兼并，实行减税、救济、发展生产等等。他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景抱悲观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的养人的方法和产品数量有限，不足以供养成倍地增长的人口。他的人口思想是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古代思想家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很早就注意到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问题。孔丘的门徒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礼记·大学》）。即认为生产人口要多，消费人口要少，国家才富足。《商君书》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因此强调要尽量增加农业人口而减少非农业人口。荀况更明确提出“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主张。韩非把不事生产的儒者、说客、商人等斥为社会蛀虫。王符认为民有饥寒是由于从事耕织的生产人口少，而非生产人口太多，以一奉百，所以供不应求。北宋的李觏继承前人的重农抑商思想，也积极主张减少“冗食”人口而增加农业人口，认为若不如此，就会“地力不尽，田不垦辟”（《李觏集·富国策第二》），人民衣食不足，国家难以富强。他们的上述思想，反映了农业劳动在自然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我国古代很重视人口统计。据《国语·周语》载，远在公元前 789年，周宣王就曾进行人口统计：“料民于太原。”《商君书》最先强调统治者要了解人口底数，进行人口登记，“生者著，死者削”（《去强》），特别要了解壮男壮女的劳动人口数。《管子》也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户籍登记与“民数得亡”（《乘马》），记录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徙。自秦汉以来，户籍登记一直是重要国策之一。东汉徐幹（171～218）在所著《中论·民数》里系统论述了周知民数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治国之本，是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必须“审民数”才能治理百事，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等等。事实上，他已经认识到人口是税源、财源和兵源，看到人口与国家收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自孔子提出徕民思想以来，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考察了人口迁移问题。“徕民”是《商君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政策主张，即招徕三晋之民到秦国垦荒。到汉代，移民垦边，驻军屯田已成为重要的人口政策，其后历代都有所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苏轼（1037～1101）的人口思想。他看到人口多不等于生产人口多，认为当时社会的病根在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苏东坡集·国学秋试策问二首》），已经人多为患。他断言，民贫的原因在于废井田后人口的分布和土地不相适应，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结果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因此他主张移民垦荒，并把“均户口”作为“安万民”的一项措施。明代徐光启更明确地建议把东南人口迁移到土旷人稀的西北地区去。直到 战争前夕，不少思想家都把开垦西北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书目

张纯元、李竞能等主编：《人口经济学》第24章，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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