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ong Zizhen

我国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著作有《定盦文集》等，现汇编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他以汉代公羊学家的学说为理论武器，借“微言大义”讥议时政，倡言改革，起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他是一位爱国的思想家。1820年曾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边疆，包含有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的双重目的。他反对 输入，主张严厉禁烟，当林zx赴广东查禁 时，还建议林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龚自珍提出了“不讳私”、不讳言财利和不讳言富的观点。他认为自私是人类不同于禽兽的本性，极力赞美对财富的占有，认为“富殖德”、“富又殖寿”（《陆彦若所著书序》）。他还认为“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对于财富的占有，他认为应以个人的智能才力为根据，“贵智贵利”，“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农宗》）。他的这些主张具有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但其实质则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发展自己的私有经济，反对大地主、大商人掠夺兼并的要求。

龚自珍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解决贫富不均的主张和实行“农宗”的土地方案。他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写的《平均篇》中，揭露社会上财富不均的严重问题，认为官吏和商人超越本份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主张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人们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如同分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这样，可以做到各安其位，各守其份，财产占有不致大为悬殊，从而实现“小不相齐”，亦即他的所谓“平均”。龚自珍的“平均”论，有缓和社会矛盾的意图，但未涉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宗》篇中，他提出在农村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宗”制度，把农村中的社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其中“小宗”和“群宗”又叫“余夫”。龚自珍还设计了一套土地方案，主张实行宗法受田制，大宗受田百亩，余夫受田二十五亩，闲民不受田，“使为佃”，为大宗和余夫种田。这一土地方案，含有一定的抑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的意思。

龚自珍的“农宗”方案，实际上是个自然经济的模式，他主张大宗以其农副产品与所需要的工业品实行物物交换，“皆不得以澹泉货”（《农宗》）。他还主张实行长子继承制，认为只有长子继承“百亩”之田，才不会导致“数分则不长久”的后果。这“百亩”之田因有“闲民”等佃耕，体现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关系。这些都说明龚自珍实质上是维护封建地主经济的。龚自珍还认为他的土地方案非“限田之法”，占田多少“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农宗答问第一》），其目的在于“养民”，使“无田”之人“不饥”、不为“盗”，企图使清王朝长治久安。

龚自珍早期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他实际上把商业看作一个有害的经济部门，否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正当作用。他还主张严格限制货币的使用，抑制货币流通，使“桀黠心计者，退而役南亩”（《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到了晚年，龚自珍对商品货币经济有所重视，提出“食固第一，货即第二”、“食货并重”的观点。在中外贸易方面，龚自珍认为有必要与外国“互市”，但只能“留夷馆一所”，还说：“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其他“不急之物”，“宜皆杜之”（《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龚自珍思想中最可贵之处，是对我国封建末世种种黑暗的抨击和坚决反对外国资本的侵略，这些思想都有积极的影响。至于他的社会经济改革主张，则缺乏新的因素，只是对封建制度做些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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