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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伦理思想

[拼音]:Qin-Han lunli sixiang

[外文]:moral thoughts in the Qing and Han dynasties

秦汉时期伦理思想的总称。秦汉是我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逐渐巩固的时期,也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伦理思想定于一尊,并被神学化的时期。神学化与反神学化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伦理思想领域斗争的焦点。

秦朝覆灭使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认识到忽视道德的危险。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在注意刑罚的同时,把注意教化、实行“德治”,也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汉初思想家陆贾明确指出, 可以“马上得”,却不能“马上治”,“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巩固 必须借助道德教化,充分发挥道德作用。他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要劝善,就非得讲仁义道德不可。贾谊也认为“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统治者应该做到“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汉初思想家恢复和整理了先秦以来特别是儒家的典籍,如《尚书》、《礼记》、《孝经》等作为伦理思想的研究资料。凡此种种,都为儒家伦理思想正宗地位的确立作了准备。由董仲舒提出并被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既顺应了封建大一统的经济和政治需要,又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朝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备。它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又体现为绝对的君权。这就要求无限提高君权,神化君威。封建道德承担了这一使命,使尽忠于君王成为臣民首要的道德义务,并给予神学的论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论证。他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根据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改造儒家,把道德说成是“天意”的表现,把人性也说成是天所决定的,进而建立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神学化了的伦理思想体系。从此,孔子被捧上神坛,道德也披上了神圣的灵光。到了东汉时期,《白虎通义》又把谶纬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经典结合,“三纲五常”更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忠”与“孝”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了不可违背的伦理和政治法则。

随着统治者把封建纲常神学化的出现,道德领域中反神学化的斗争也广泛展开。以司马迁、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说明道德现象,对神学目的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司马迁以“操行不轨”,“而终身逸乐”;“行不由径”,“而遇祸灾”的事实,揭露了“天之报施善人”的荒谬。王充则以天道自然无为,否定天人感应目的论。他认为天没有意志,天的运行也没有目的,只是自然如此,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他对那些“天意”、“天志”、福善祸淫的神学说教给予尖锐的批评,指出“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是虚妄的;说“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王充不但批判了神学目的论,而且通过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堕落,揭露了神学道德的虚伪。他说:“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到了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的道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名教更加虚伪。当时,“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成了社会风气,“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靠神学支撑的封建纲常名教已经声名狼藉。

秦汉时期的神学化伦理思想虽然受到无神论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只是其神秘主义的神学形式,不是儒家伦理纲常本身。儒家伦理思想是最适宜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尽管历史上朝代多次更替,而被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家伦理思想却一直居于正宗地位。特别是“三纲五常”,更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所推崇,一直是他们用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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