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644年，东北亚地区强权清朝跨越长城进入我国，并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迅速消灭我国南北方的反对势力。在这个世道纷乱的时期，清朝推行的诸多政策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针对前明臣民的剃发令，视头发为“精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是怎么看待剃发令的呢？

兴亡代有，断无举朝尽死之理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一朝江山颜色改，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纵然如丧考妣，但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在清军尚且盘踞关外时，鞑靼统治者就极力笼络投奔他们的知识分子。待清军开进燕京，清朝对知识分子的拉拢态度有增无减。如“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

这多番举措不仅保障士大夫原有的既得利益，也照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使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融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不再那么令人抗拒。甚至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里，清朝是帮了他们报国仇偿家恨的大恩人。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答书写到：“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马绍愉给吴三桂的信中也提到：“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大抵还是遵从了清朝的剃发令，赴水蹈火者少之又少，更有“水太凉”之流在清朝正式下令前就主动剃发了。不过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剃发还是大大伤害，以至于屈大均在《秃颂》中自嘲道：“慕子之秃，不见刀锥，无烦髻结，不用辫垂。”

明代辽东自然环境仍十分恶劣，以屯田经济为基础的辽东普通军人不仅饱受天灾打击，还向牛马家畜一样被人驱使。明孝宗时期，右少监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赃以千计。”明世宗时期，辽东镇守太监白怀等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以至于有人向朝廷上书呼吁：“屯之利在武牟，不在朝廷。”辽东普通军人时有发生叛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论调在当时辽东下层社会有相当市场。边兵贱如狗，边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廷奉行歧视军人的政策，辽东武将想要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的难度，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投降清朝的55位辽东边将中有20多人是辽东籍贯的，除祖大寿官职为总兵外，其余皆是副将以下。

在燕京地区，剃了发的“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故矣”。当然，也有不少北方选择以逃亡作为对剃发令的反抗，与我国一江之隔的李氏王国就接纳了不少明朝难民。在长江以南，抗拒剃发令具有普遍性。起初，对明廷痛恨至极的南方热烈欢迎南下的清军，吴越官民俱书“大清国皇帝万岁万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顺民”等字眼来表示对清朝效忠。

南方对明王朝毫无眷恋之情，相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改善他们作为过去明朝财政奶牛的窘困境地。此时，坐镇北京的多尔衮也出人意料地废除了剃发令。但当1645年5月29日，多尔衮在一众内院大学士的建议下重启剃发令后，冲突不可避免。在南方地区，由于较少受到农民战争的波及，当地的民间自组织保存完好。

西洋传教士在《鞑靼战纪》写道：“愤怒的士兵和百姓拿起武器对抗鞑靼远征军，这不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国家和皇帝，而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头发。”江阴屠戮百姓事件就是当时南方对剃发令的态度的缩影。但当外来征服者的野蛮制服了土著居民的野蛮，南方对剃发令的抗拒亦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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