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 Zhen

我国清初启蒙思想家。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后以事去官，定居苏州吴江。经商为生，晚年讲学论道。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后改名为《潜书》。

唐甄认为立国之道惟在于富，自古以来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他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对当时人民普遍穷困的认识，全力鼓吹富民是唯一的立国之道。他强调富国要以富民为内容，“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他认为人民的富裕乃是改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因为百姓既足，不思犯乱，然后才能风教可施，赏罚可行，故统治者必须以富民为功，才可幸致太平。唐甄把工商之民从传统的四民之末提到仅次于农民的第二位、第三位，而把士列为四民之末。所以，唐甄经济思想是以倡言富民、突出富工商之民为其特点。他说:“农贾乐业，衣食滋殖”（《厚本》），“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善政》）。为了富民，他要求当政者以养民作为施政目标，认为只要一切皆从养民出发，不断发展社会的经济，十年之内就一定可以达到富足，他把能否使民富裕作为衡量政治得失的标准。

唐甄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虐取”，认为这是妨害富民的一个根本原因。他所谓的虐取，主要指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认为贪污乃是天下之大害，要十百倍于重赋，是造成人民贫穷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同时，他还认为不扰民才能使经济得以发展，因为“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富民》）。唐甄认为小商品生产虽然是“至微之业”，但由于“与之为市者众”，“所赖之者众”，既富民而对于活跃市民经济又具有很重要作用，因此，他极力反对官僚巨室任意掠取民间财富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

唐甄很重视商业，认为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使国家富足的重要经济部门。他指出“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主张“为政之道”，要做到“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善施》）。唐甄将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看作仅次于农业，主张发展商业，反映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货币问题上，唐甄主张废银而用钱。他错误地将以银为货币看成也是民贫的一个原因，认为：“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因此，他不仅主张废银而用钱来作货币，并且还提出“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更币》），赋税、官俸、军饷等都用谷和钱，以贬低白银的地位和防止以银聚财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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