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zhanchuan

[外文]：China's ancient warship

我国古代为作战目的制造或改装的武装船舶。一般可分为大、中、小 3种类型。大型的是主力战船，称为“舰”或“楼船”，有2层、3层、4层，甚至4层以上甲板的。中型的是用于攻战追击的战船，如“蒙冲”、“先登”等。小型的是用于哨探巡逻的快船，如“游艇”、“赤马舟”等。为适应作战时能抢上风和追歼敌船的需要，大多数战船是专为作战而设计制造的，以保证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操纵性能和较高的速度。也有一些战船是采用渔船或商船的船型加以改进后制造的，或临时用渔船或商船加以改装，使其能符合作战的需要。战船乘人多少以“米重”为标准计算，每人以重2石为准。

大约7000年前，我国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水上活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水上活动，至周朝已有水战的记录，但舟师和战船的制度不详。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吴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楚师败吴，获吴王乘舟“余皇”，吴复袭楚师，取“余皇”去。说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乘船作战已很频繁。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左传》），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我国舟师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这一时期的舟师已有相当规模。吴越之战，越军4.9万人中有 流2000人。后来，越舟师出海北上攻齐有戈船300艘，死士8000人。战舰的种类及形制已相当齐备。当时比较大的战船为“大翼”，长12丈（约合24米），宽1丈6尺（约合3.2米），可容战士20余人，桨手50人。河南省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驾船作战的情景。从图中可以看出，战船是桨船，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战士，下层为桨手（图1）。

汉朝水军的规模更加巨大，战船更趋完备。当时既有 4层舱室的巨型楼船（图2），也有200斛以下的艇。在汉魏时期不仅船型众多，船舶装具也相当齐备，出现了橹、舵及其他船具，帆亦迅速发展。至此，我国古代船舶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在有名的赤壁之战中，双方使用的船舶数以千计，足以说明当时水战的巨大规模。

南北朝时，人们认识到水战时风力大小无常，不可恃以作战，因而重视发展人力推进的战船，出现多桨快艇。隋朝杨素造“五牙”大舰，起楼5层，高100余尺（约合29.5米），能容战士800人，有6个拍竿，高50尺（约合14.76米），用以击碎敌船。唐朝的海鹘船是模仿海鸟而创制的海船，两侧有浮板，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以适应海上作战的要求。唐朝还发明了车船（轮桨船）(图3)。

到了宋朝，车船在战争中有很大发展，都料匠高宣所制巨型作战车船长20～30丈(约合60～90米)，有23～24个车轮桨。在其所制十几种车船中，双车船和四车船是常用的中小型作战车船。王彦恢所制“飞虎战舰”，旁设4轮，每轮8楫（叶片），十分轻捷，是常用车船的典型。当时水军装备的战船还有海鳅（模仿海鱼形状的战船）、双车、十棹、防沙平底等各类舰艇，供江、海防御调遣之用。南宋水军统制冯湛综合几种船型之长，造成“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多桨船，长8丈3尺（约合25.5米），用桨42支，载甲士200人，江河湖海均能适用。南宋秦世辅创制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舰，长10丈（约30.72米），宽1丈8尺（约5.53米），船底厚1尺（约30.72米），10橹，水手42人，载战士108人。张贵所制的无底船，是一种奇形战船，船后截中部无底，只有两舷和站板，加以伪装，引诱敌军跃入溺死。当时还有一种鱽鱼船，船头方小，尾阔底尖，尾阔可以分水，头小底尖使阻力大为减少。这种长5丈（约15.36米），能乘50人的鱽鱼船是较早见于记载的用渔船作战船的实例。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我国古代战船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多用于锤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这说明船舶制造和驾驶技术的进步；二是从明初起，战船上配备了火炮。

宋朝的海舟以福建船为上，明朝的海舟则以舟山的乌艚船为首，而浙直间多用沙船御倭，后来用沙船、福仓船和东莞船守舟山。大号福船势雄力大，便于冲犁敌船，即所谓斗船力不斗人力。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福船的形制规格最称完备。广船主骨架用铁力木制成，坚固性胜过福船，但铁力木难得，维修不便，后来游击将军侯国弼加以改进，底用广船式，上用福船面。明朝在江浙一带作战时往往使用两头尖的鹰船先行，它行驶敏捷，进退裕如；沙船随进，战无不胜。尤其是浙江的十橹苍山船，原是太平县渔船，曾在抗倭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号称“苍山铁”。后来战场南移又多用福船御敌。嘉靖四十年(1561)的宁台温之捷，戚继光、胡震等所部战船近战倭船，犁沉敌船10余艘，烧残敌船 5艘。从这一战例中可见当时明军的战舰占有较大的优势，舰船结构强度和航行速度均优于敌舰。明朝还制造了两头有舵、进退神速的“两头船”，以及特种战船联环舟和子母舟。联环舟船体长 4丈（约合12.4米），分为两截，前截占1/3，装载爆炸火器，后截占2/3，乘战士。冲撞敌船时，舟首倒钩钉牢敌船，火器爆炸后与敌船同毁。撞击时，联结前后截的铁环自解，后截得以在爆炸前回驶（图4）。子母舟长3丈5尺(约合11米)，前2丈是舰船，后1丈5尺只有两舷侧帮板，腹内空虚，藏一子舟，母船发火与敌船并焚，军士可驾子舟回营。

清朝前期，我国水师一般以70～108尺（约合22.4～34.5米）长的赶缯船为主力战舰，次则以长50～70尺(约16～22.4米)的沙船和双篷艍船用于攻战追击，再次为长 20～50尺（约6.34～15.36米）的唬船和哨船用于追逐哨探。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水师因赶缯、赶艍等船笨重，按泉州同安梭商船式改造，嘉庆五年(1800)又仿照广东米艇添造战船，分大、中、小3等（各载米2500石、2000石、1500石）。嘉庆十一年又添造大横洋梭船作为战舰。

战国时期，船名有大翼、小翼、突冒等名称，已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战船快速性的关注。到汉朝，人们对船型与船舶性能的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作出了狭而长的船速度高，短而宽的船稳定性好的科学描述。为追求船舶的快速性，出现了效率较高的推进工具橹，俗称“一橹三桨”。在同一时期，对于风力的使用也有较大的进展。到三国时期已有3帆、4帆以至7帆，各帆交错布置以提高风帆效率。一般用纵帆，能根据风向随时调整张帆的角度。以竹竿维布帆，重量大，起落迅捷。车船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人力推进船舶快速性的较高水平。到了宋朝，车船进一步发展。据文献记载，唐朝的海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两舷置浮板形如鹘翼，稳定性好，不易倾侧，这是最早的船舶稳定性装置的记载；而降低船舶重心以增加船舶稳定性的记载则更早。我国古代战船适航性能的发展虽然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较快。如沙船就已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它在逆风逆流的情况下也能航行。我国古代有不少船型都能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象条件，而自宋迄清许多综合性船型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对不断改进船舶适航性能所作的努力。

我国古代战船上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中型和轻型武器为主的。在交战时，远则用弓、弩，接舷战用刀、枪。将士兵卒各备有长短兵器。有的战船还装设有拍竿，用以锤击敌船。战船多设有战棚或女墙(仿照城墙式样，有雉堞甚至开四门)或用牛皮蒙在木板上，或钉竹片，作为防护装置。无女墙的战船，战斗时在左右舷悬挂罟网，以防敌人跳帮。船上还备有:若干小镖，可在30步（约46.2米）内投掷击敌；较重的犁头镖，在刁斗上下投可以击杀敌人和洞穿敌船体；撩钩用以钩搭敌船；勾镰用以勾船割缭绳。在很早就已使用燃烧性火箭，主要是焚敌篷帆，使敌船不能行动。

宋朝以后，战船又备有 桶，投中敌舟能使全舟尽焚。战船上也有使用二级火箭“火龙出水”（见我国古代火箭）等火器作战的。明朝有许多装备火铳的快艇，如“蜈蚣船”及“火龙船”等，后者两舷暗伏火器百余件，一船足抵常备战船10艘之用，可见战船装备火器后威力大增。清初，李长庚在福建造霆船30艘，配火炮400门，以备海战。一般大型战船配备火炮17～18门，中型战船配备火炮12～14门，小型战船配备火炮4～8门。内河战船也先后配备火炮，但较小。长江水师的长龙船设1000斤头炮2门，700斤边炮4门。舢板船则设800斤头炮1门，700斤梢炮1门，50斤边炮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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