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Tang-Wudaiwen

隋唐五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另一方面革六朝旧 ，有散行流畅的古文，开辟了宋、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道路。清代严可均编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余篇，作家 160多人。董诰等编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18400余篇，作家3000余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碑志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真可谓洋洋大观。

隋唐五代文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魏晋六朝的骈体文，祟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语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声律的拘束，日益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隋统一后，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繁复，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便“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浮华文风“遗理存异，寻虚逐微”（《隋书·李谔传》）的弊害。王通也有类似的主张。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积重难返，文帝一纸诏令，并未奏效。炀帝爱好靡丽，骈文仍然盛行。

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太宗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都用较通俗的语言，但还不曾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太宗功业显赫，但所为文章，却学徐陵、庾信。当时，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北朝齐的文风“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他们的奏议文章也多用散体。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但总的来说，初唐依旧骈文为主，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都还是用骈体写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期间，相继出现一批祟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出来提倡散体，反对骈文。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天宝政治日趋 ，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危机。一部分士人，为了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从萧颖士到柳冕，其文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萧颖士自称“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 。李华以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主张“为文在经”，“文章可以假道”（梁肃《祭独孤常州文》）。梁肃以为“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于教化”(《与徐给事论文书》)，“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这种文教结合、文能明道、文道并重、尊经重道的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但他们偏重学 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对魏、晋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甚至贬屈原作品为“亡国之音”（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 ，因而成就有限。

中唐后期，大约从德宗、宪宗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一直发展到唐末五代。韩、柳古文运动的展开，有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包括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等各方面主张，旗帜鲜明，论辩有力。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古文作品，取精用宏，无体不备，“浑浩流转”(苏洵称韩文语)，“雄深雅健”（韩愈称柳文语），风格多样，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古文虽然称为“古文”，学 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实则是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较近口语，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功能，有进步意义。韩愈提倡古文，夺取骈文的阵地；提倡儒教，夺取佛老的阵地，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韩愈又有著名的学生如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相从为古文，扩大其影响。文论家以为“文得昌黎之传者，李 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 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刘熙载《艺概·文概》）。同时，韩愈的朋友如白居易能写明白晓畅的文章，樊宗师能写奇奥生僻的文章，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他们与韩、柳殊途同归。这样，唐代古文便达到全盛的阶段，后来继之而起者有刘蜕、孙樵、杜牧诸人。刘蜕被刘熙载称为“意欲自成一子”（同前），孙樵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之内，杜牧被称为“一时之杰”（同前）。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作家，用短小精悍之笔，讽刺现实，被鲁迅誉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小品文的危机》）。

骈体文在隋唐五代始终流行。上自诏敕，下至判辞、书牍、碑刻，无不 用骈文，可见唐代骈文有新面貌。晋、宋以前骈文，虽然也尚翰藻，而语言比较雅洁，贵在“潜气内转”。齐、梁骈文较重气势，但过于华饰，要求“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清代钱振伦在《唐文节钞序》指出，唐代骈文“体虽沿乎旧制，才已引其新机，大抵丘壑易寻，而持论较正；枝条稍简，而骨独遒”，认为唐代作家以才思写作骈文，使骈文得到生气蓬勃的发展，思想雅正，用典平易，语言雅洁，风骨有力。并且认为，初唐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盛唐以张说、苏颋为代表，中唐以陆贽为代表，晚唐以李商隐为代表，唐末五代则以罗隐、徐铉为代表。唐代骈文，从初唐四杰开始，运用抑扬调畅之气，和古文渐相接近。中唐陆贽能不受骈俪拘束，自由发挥政论，是唐骈文中能切实用的一家。他的《拟奉天改元大赦制》，连当时的叛兵悍将读后也为之泪下。李商隐擅长写章表，孙梅《四六丛话》盛赞道：“《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唐代是骈文向散文靠拢的发展阶段，到宋代便成为用古文方法写骈文的“宋四六”。同时，不少优秀的骈文作品，就其艺术精美而言，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它的一页。号称骈文复兴的清代，如陈维崧、吴锡麒诸家所作，就受到唐代骈文较多的影响。

综合骈散各体的隋唐五代文，内容上反映了古代封建经济繁荣、疆域扩大到大分裂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艺术上出现了雄浑奇肆、矞皇典丽、清雅淡素、纾徐深婉等多样风格。名篇杰构，数量可观。各类文体的重要作品如下：

议论文，包括诏令、表章奏疏、对策、论说、序跋、书札等文体，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文史理论等方面。如傅奕《请除释教疏》，吕才《叙卜宅》、《叙葬书》，魏徵《十渐不克终疏》，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刘知几《论史上萧至忠书》，陈子昂《谏用刑书》，卢藏用《析滞论》，李峤《神龙历序》，李华《卜论》，元结《箧中集序》，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奉天论延访朝臣表》、《论浑瑊李晟等诸军兵马不要指授方略状》，权德舆《两汉辩亡论》，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原道》、《原毁》、《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宗元《封建论》、《天说》、《非国语》，刘禹锡《天论》，李翱《复性书》、《寄从弟正辞书》、《答朱载言书》、裴度《寄李翱书》，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李德裕《文章论》，舒元舆《论贡士书》，刘贲《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孙樵《复佛寺奏》、《与王霖秀才书》，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上崔华州书》，杜牧《罪言》、《守论》、《战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答庄充书》，皮日休《读司马法》、《原谤》，谭峭《化书》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文采，都有独到之处。其中除韩、柳二大家外，刘知几《史通》中的骈文，与陆贽一样，皆能运用骈文形式剖析事理，杜牧论文笔锋犀利，含义深刻，都很突出。

记叙文，包括碑碣、志传、记、序、铭等文体，内容涉及记人、记事、记山水、记建筑、记物等方面。如张说《姚文贞公神道碑》，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元结《右溪记》，乔潭《女娲陵记》，独孤及《仙掌铭》、《琅琊溪述并序》，吕温《成皋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画记》、《柳子厚墓志铭》、《平淮西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及“永州八记”，白居易《庐山草堂记》，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昌黎韩先生墓志铭》，舒元舆《录桃源画记》、《序白》，孙樵《书褒城驿壁》、《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读开元杂报》，李商隐《李贺小传》等。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艺术风格也丰富多样，各擅其胜。

抒情文，包括辞命、表疏、书牍、赠序、祭吊等应用文体，内容有上对下、下对上、亲友、离别、生死等各方面。如王勃《晚秋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李白《与韩荆州朝宗书》、《送张怀祖之东都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李观《吊韩弇没胡中文》，韩愈《与孟东野书》、《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祭吕衡州温文》，李商隐《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祭小侄女寄寄文》等，这些作品都写得真挚动人。上比六朝以前，文笔较为流畅;下比两宋以后，语言又较雅洁凝炼，独具特色。

杂文，包括长篇的对问体和寓言、小品。如元结《出规》、《处规》、《七不如》，刘熙载称为“狂狷之言”，“足使顽廉懦立”(《艺概·文概》)；韩愈《进学解》、《送穷文》、《杂说》和柳宗元《天对》、《三戒》、《捕蛇者说》、《憎王孙文》，久已脍炙人口;刘蜕《山书》18篇、《古渔父》4篇、《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刘熙载称其“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同前）；陆龟蒙《怪松图赞》、《野庙碑》、《祀灶解》、《记稻鼠》、《冶家子言》、《蠹化》、《蟹志》以及罗隐《英雄之言》、《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都寓愤激讥刺之意。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小品文的危机》）。

此外，辞赋和佛教文章在唐代也各有发展和成就。汉赋一体在唐代已走向下坡。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指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而骚赋一体，在中唐以后颇有佳作，柳宗元《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五篇，是楚声骚体的名篇。严羽称“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林纾也称他“当与宋玉争席”，“为唐文巨擘”（《韩柳文研究法》）。其次，有刘蜕《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三篇，刘熙载以为“学《楚辞》尤有深致”，“颇得《九歌》遗意”（《艺概·文概》）。杜牧《阿房宫赋》，则打破过去赋体全用对偶的窠臼，开导了宋代以散文体为赋的先路。至于陆龟蒙《蚕赋》之类小赋，思想性较强，在唐赋中也是较优秀的篇什。由于唐代进士科试词赋，因而出现了考试用的律赋。天宝后进士试赋限韵，一般八韵，也有三韵到七韵的，声律限制极严，因而称为律赋。作官赋的，开端要破题，在首四句中先将题目的字面破出，才合规定。这种赋体，实质与明清八股文类似，因而当时虽偶有佳作，但大多芜杂。

唐代继六朝以后，佛教盛行，佛经的翻译超过了前代。在大量唐译佛经中，具有文学特色并在我国文学史上起过广泛影响的，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后者或疑为房融伪撰，然而文笔颇优美。至于唐人自撰有关佛教的游记、传记等书，如辩机《大唐西域记》12卷，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其中颇多具有文学价值的叙述。佛教影响到唐代文学界，在不少文学家如王勃、王维、梁肃、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的集中，都保存着关于佛教的文章，有赋、赞、碑、序等各体。这类文章，除柳宗元所作，阐说哲理，可供佛学研究者参考外，其他大都以华藻为工。

自宋代以来，文人们对隋唐五代文，不断进行汇辑、选录、整理等工作。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达1000卷之多，为综合诗文、不分骈散的大型总集。在此基础上，姚铉选了《唐文粹》100卷，以古文为主，兼及骈体，是现存第一部唐文选本。明代朱右选《八先生文体》，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唐人中重点选录了韩愈、柳宗元两家为冠首；清初储欣于八家外，又增加唐代李翱、孙樵两家，编成《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所谓“乾隆御选”的《唐宋文醇》，也是这10家，用以直接继承五经到西汉的文章传统，确立了古文在唐文中的文统地位。虽然唐文只选两家到四家，却长期影响了明、清的古文写作，所谓“桐城派”、“阳湖派”，都是韩、柳古文的宣扬者。

至于骈文，清代陈均选有《唐骈体文钞》17卷，谭献以为“所录意趣峻整，颇避甜熟，而开合动荡之篇较少”（《复堂日记》）。清代龚自珍曾标出西汉至唐末的“家户诵”之文，共74篇（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其中唐文有34篇，几近一半。有关唐文的考订资料，有清代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和近人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

参考书目

严可均编：《全隋文》（光绪甲午黄冈王民刊本）

董诰编：《全唐文》（清内府刊本、扬州官本、广州局本）

陈均编：《唐骈体文钞》（清嘉庆间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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