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Nan-Beichao taoyong

[外文]：pottery figurin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我国南北朝时期墓室中随葬陶塑偶人。有时也泛指伴同偶人的陶塑动物等。多为模制，少数直接捏塑，塑好后入窑焙烧而成。烧成后俑胎多呈灰色或红色，表面再涂敷 或加朱彩，精致的还涂金饰彩，鲜艳华美。也有的是烧前涂釉，再入窑烧成釉陶。

陶俑一般不单独放置，而是在墓中形成一定的组合。不同墓中俑群的内容、数量，以及制作的精美或粗劣，视墓内所葬死者的身份、地位和官职的高低而有所不同。随葬品相差悬殊，多的达千余件，少的仅有几件。当时政治上南北分立，北朝和南朝的俑群面貌也明显不同。具体的时间和地域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俑群的造型形式和艺术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北魏以来，随葬俑群的组合日趋固定，内容大致可分3组：一组是镇墓俑，包括两个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和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状的镇墓俑；一组是出行仪仗，包括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背负箭箙的士兵，以及鞍马、牛车、驴和骆驼等；一组是家内奴仆，包括持物或不持物的男仆女婢，歌舞和乐队，还有庖厨中蹲踞操作的女婢以及井、碓、磨、灶等模型。根据其造型特点，可分为北魏前期、北魏后期和北朝晚期3个阶段。

北魏前期陶俑保留着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典型的作品是197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魏墓出土的俑群，造型稚拙，人像仅具大轮廓，缺乏细部刻画，动物四肢粗矮，比例不协调。着甲胄的镇墓俑面目狰狞，但头大体矮，比例失当。侍仆舞乐均作鲜卑装束，除传统的鞍马和牛车外，出现了牵驼人和双峰骆驼的形象，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特征。

北魏后期，陶俑的造型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一般塑制精细，比例匀称，人物面目清秀，体态修长，衣冠多汉式，明显地受到南方雕像削瘦面容的影响。建义元年(528) 葬于洛阳的常山文恭王元邵墓出土的俑群是典型的代表。镇墓俑的塑造较为成功，一对蹲坐昂首的镇墓兽，突出其狰狞可畏的外貌；镇墓俑为身着铠甲的武士形象，怒目按盾，突出其威猛的气势；两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威严、恐怖而神秘的气氛，以期达到除邪驱祟的目的。出行仪仗是俑群的重点，数量也最多，以甲骑具装和骑马鼓吹乐队为前导，大批戴笼冠或小冠的侍吏和持盾的步卒，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和鞍马，随行的还有满驮物品的驴和骆驼，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

北朝晚期，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由于东西分裂，因此反映在陶俑的造型方面也有些不同。东魏至北齐陶俑的造型，直接承继着北魏洛阳地区的传统，制工精细，面相、体态由削瘦修长转向宽肥圆润，同时俑群的数量日趋膨胀，例如河北磁县发掘的东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这时期对动物的塑造最为传神，特别是牛、马和骆驼。茹茹公主墓中有一只骆驼，塑造的匠师选取了它从卧跪欲起，后肢已挺立，前肢正上挺的瞬间，姿态逼真而富生趣，是北朝陶塑艺术品中少见的杰作。西魏、北周的俑群发现的较少，以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的俑群最有代表性，造型较粗犷，面容 ，从中可看到隋代造像 丰颐的渊源所在。

宋、齐、梁、陈四代，仍沿袭东晋传统，但随葬俑群数量很少，一般只有男仆女婢，有时有牛状镇墓兽和牛车、鞍马模型，牛车上或放置带三蹄足的凭几。婢奴均作拱手恭立的姿态，缺少变化，有的女婢的长裙塑成筒状，造型颇觉稳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边远地区，也出土过骑马俑、肩扛的步辇模型，以及执旗、戟、刀等的成行武士俑，造型稚拙，仅具大轮廓，面部只横刻出双目及吻部，地方色彩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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