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Puliehannuofu

[外文]:Геo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oвич Πлеханoв，(1856～1918)

俄国最早的 主义理论家和 主义的传播者，杰出的 主义哲学家。1856年12月11日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父亲是贵族地主，母亲是俄国 主义思想家В.Г.别林斯基的后裔。普列汉诺夫大学时代曾参加民粹主义小组，1880年亡命西欧，逐渐接受 主义，1883年组织“劳动解放社”。1900～1903年和列宁合作编辑出版《火星报》，积极参加俄国社会 工党的创建工作。1903年11月转向孟什维克，从此政治上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1905～1907年革命中，作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采取了右的立场。斯托雷 动年代(1907～1911)，为了保卫党，保卫地下活动，他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反对取消派的战斗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又变成了一个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他37年的流亡生活。回国以后他的政治立场并无变化，始终不理解，也不赞同俄国十月社会革命。1918年5月30日在孤独中病逝。遗体遵照本人愿望安葬在列宁格勒沃尔柯夫墓地别林斯基墓旁。

与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涯不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道路自从他成为 主义者以后是始终如一的。他一贯忠诚地捍卫 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许多著作精彩地极有说服力地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89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哲学专论──《评梅奇尼柯夫的书》。19世纪90年代是他最富于创造性成果的多产岁月。1895年问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标志着他一生理论思维的较高峰。此后又继续发表了大量的哲学论著。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还有：《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1891)、《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反对哲学的修正主义》（论文集，1898～1910）、《 主义基本问题》(1908)、《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1892、1894、1909）。

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 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并对它的基本特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和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了全面、详细的论述。

普列汉诺夫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认识和存在的根本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来了解一切实在的东西”。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始终在不断地变化着。古代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文明的进步使得各门具体科学相继脱离哲学而独立。然而从哲学母体中孕育出这些独立科学只是哲学的天职之一。它还有一项同样重要，也许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根本上总结和概括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可供哲学进行理论概括的材料与日俱增。研究对象的不断缩小和急剧扩大，是哲学发展过程中并存的、不可分割的，而且至今没有结束的两个方面。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唯物主义传统的卓越代表，他非常重视辩证法，通俗地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批判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时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新论据；详细考察了 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驳斥了把两者混为一谈的错误；充分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革命代数学”和“行动哲学”的认识意义和实践意义，根据它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经济问题，给俄国革命者指明了道路；创造性地研究了多种思想体系，包括历史观和哲学史本身，以及俄国社会思想、美学、无神论、伦理学和它们的历史。

普列汉诺夫把认识论看作“完全次要的问题”，因而妨碍他用更多的精力去深入探讨认识论问题。但是在物质和世界可知性、感觉与经验、空间与时间、原因与结果、必然与自由、真理与实践等一系列问题上，他热情地捍卫和广泛地解释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当时各种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新论据和独到的见解，并且对17、18世纪以来西欧主要哲学家们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他明确提出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二者一致的思想。这些论据、见解和结论，大部分经过加工后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所吸收。他用“象形文字”比喻感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二者不是绝对一致的，是一种用语上的混乱。这种说法同符号论不易划清界限，因而受到了列宁的批评。

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意义，指出这是由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决定的。他还考察了如何正确运用它的一般方 原则，比如整体性原则、发展原则、历史主义原则和党性原则，以及方法的适应性从属于主观目的和客观条件的原则等。这是他对 主义哲学的又一贡献。

历史观是普列汉诺夫一生哲学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认识社会生活，得出社会革命合乎规律和必不可免的结论。他在历史观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具体化和发展了 的学说，提出许多新原理和新思想。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般社会学理论，是在统一中研究社会的结构、社会及其诸要素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别是研究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他提出著名的“五项”论，认为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生产力、 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等五项主要因素。它们之间有一种起源关系，即前面一项决定着后面一项，而后一项对前一项又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生产力或经济因素归根结柢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它对其他因素有直接影响，随着文明的进步，影响将越来越由直接变为间接，即要通过越来越多的中介环节。这些中介环节构成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多少，中介环节就有多少。社会越发展，中介环节就越多，经济的决定作用就越间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环节的相对重要性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各种唯心史观和因素论等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批判社会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他充分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明确表述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生产力为中介，并随生产力的性质、规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他把生产关系区分为“技术关系”和“财产关系”两类。前者指人们在同自然作斗争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它基本上“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地改变”；后者则不同，它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当这种落后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同生产力以及上述“技术关系”的矛盾才是引起社会革命的根源。普列汉诺夫多次指出，在不同条件下社会存在的不同因素，如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等对特定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并不都是同一的，有时一种因素的影响最突出，有时另一种因素的作用更明显。但这种情况丝毫没有推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恰恰相反，而是更充分地证实了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性质。在 主义文献史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他称低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为“社会心理”，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为“思想体系”（包括自然科学）。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都要依据心理和概括心理。他强调：如果不精细地研究和了解“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对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 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认为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不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一般方向，只能影响事变的个别外貌和某些局部后果；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和范围还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主要不在于他能决定事变的个别外貌，而在于他最能致力于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这些思想比P.拉法格、F.梅林、A.拉布里奥拉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更准确，同时大大地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围。

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他一生研究得最精深、最有成就、影响较大的，主要是18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西欧空想主义以及俄国革命 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得出结论说， 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在批判地接受、改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的。他特别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发现是历史观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他指出，素朴形态的唯物史观，或者说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因素，是和唯心史观一样的古老，它源远流长，支派繁衍，内容极为丰富，科学的唯物史观只是迄今为止唯物史观的较高发展。如果弄不清 以前至少 100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明白历史观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变革，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论证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场伟大革命。

普列汉诺夫在捍卫和论证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的斗争中，阐发了 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为巩固和扩大 主义的阵地，促进真正科学的道德学说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论所谓俄国的宗教探索》等著作中。

普列汉诺夫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社会的道德现象，认为在道德领域， 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最清楚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他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社会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阐发了 主义关于道德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他指出，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道德状况乃至整个精神状况，是同表现这种关系的社会形式相适应的，并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相一致。就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和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 俗来说，他认为两者是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它们归根结柢都要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说明。普列汉诺夫还深入阐述了 主义关于道德的基础或道德与利益关系的观点。他批判伦理思想史上把不变的人性看作道德基础的错误观点，指出人类道德的发展，每一步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他基于对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科学理解，进一步强调指出，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追求整体的幸福，即追求部落的、民族的、阶级的、人类的幸福。他既反对那种否定道德与人们实际利益有联系的观点，也反对那种认为道德受利已主义的考虑所制约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联系阶级斗争考察道德的发展，认为道德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和理性为转移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始终在道德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他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狭隘的阶级性及其在实践中的虚伪性，阐述了无产阶级道德产生的必然性，认为无产阶级道德理想的形成，是同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紧密相联系的，是与社会的经济现实相符合的，是以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道德的自由活动，就是人们在实现这种具有必然性的理想时的自觉活动的表现。他还指出，道德按其本性来说，与对超自然物的信仰并无联系，把道德与宗教扯在一起的唯心主义观点，实质是通过宗教把统治阶级的道德神圣化。此外，他还批评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家Л.Н.托尔斯泰关于宽怒一切的爱和不用 抗恶的学说，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用唯心主义伦理理论补充 主义的企图，表现了他反对伦理主义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在其活动的后期，试图通过引证简单的道德准则，为他的护国主义立场及其对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辩护。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将 主义观点用于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人。从19世纪80年代起，普列汉诺夫批判地继承了俄国革命 主义的美学、文艺理论的传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人类的审美活动和艺术现象，在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 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

普列汉诺夫依据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明审美观念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种决定作用往往通过社会心理来实现。

普列汉诺夫认为，要说明人类的美感的起源，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进行研究。美感，不只在文明人那里，就是在野蛮人那里也是和复杂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野蛮人用来装饰自己的那些东西是和富有的观念或迷信的观念相联系的。装饰物往往由于和复杂观念的联想才显得美。当装饰品开始以它的样子引起人们愉快的感觉，而不是想到它的实用价值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 的对象，它的颜色和形式就具有巨大而独立的意义。当某种东西在原始人的眼中获得某种审美价值以后，人们仅仅为了这一价值去获得它，而忘掉了它的价值来源。

普列汉诺夫认为，即使在原始狩猎社会里，技术和经济也不总是直接决定审美趣味的。在文明民族那里，艺术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直接依赖性消失了，艺术和社会经济的因果关系变得更复杂、更曲折、更模糊，社会经济常常通过政治、心理、道德、哲学等因素来影响艺术。他强调心理的因素，认为艺术同社会心理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研究艺术必须研究社会心理。我们的祖先在还只是“类似”人的时候，就已经是社会的动物了，人的心理的生理的本性，使人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人的本性、 惯和意向、观点和理想、同情和反感都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改变的。它的变化显然有着某种外在的原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当找出引起它发生变化的那些原因，人的心理本性的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停止。但在不同时代，由于社会关系不同，进入人的头脑里的材料不同，加工的结果也就完全不同。心理现象的这整个复杂的辩证法的基础就是社会方面的各种事实。社会关系决定着社会心理，而社会关系是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生活机构中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唯有考察了这个原动力，并研究了阶级斗争的种种不同变化，才能够弄清楚阶级社会的艺术发展的历史。艺术史是通过阶级斗争这个中间环节与经济史相联系的。

普列汉诺夫以法国艺术史为例，说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审美趣味的更替受阶级斗争的制约影响。在绘画领域，当法国第三等级要求革命的时候，他们仇恨表现贵族情调的布赛派，强调对古代英雄的崇拜，于是就产生了大卫派。革命之后，第三等级的经济要求得到了满足，便开始惧怕变革，大卫派的画法也趋于墨守成规，从革新派变为保守派，很快没落下去。在戏剧领域，起初在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主义悲剧，它迎合当时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礼仪制度和宫廷生活风尚，表现贵族阶级的观点、趣味和愿望。随着封建君主制度的削弱和贵族阶级的衰微，古典主义悲剧开始让位给流泪喜剧。“流泪喜剧”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肖像，它的兴起乃是法国资产阶级成长的结果。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壮大，流泪喜剧重新让位给古典主义悲剧。虽然还是悲剧的形式，内容却不再表现贵族趣味，而是借助古代英雄人物来体现资产阶级的共和理想，成为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的工具。在文学的旧瓶里装进了全新的革命的内容。审美趣味的更替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进程。

普列汉诺夫认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反映出这个时代的趣味、 惯和幢憬。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受时代的影响也就愈明显。艺术家的独创性正表现在他比别人更早、更好、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社会的需要和憧憬。

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之一。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赋予一定的形象表现出来，就开始诞生艺术。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们的艺术活动，目的在于把自己反复感到和反复想起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交往的可能性，受到阶级关系以及各个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他们的先进思想家，同时也是除了特权阶级以外的整个民族的思想家。那时候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艺术作品为手段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比较起来是很宽广的。但是，当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体群众的利益相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时候，这种交往范围就显著地缩小了。艺术作品的价值归根结柢取决于它的内容。资产阶级的艺术随着这一阶级的日益接近灭亡而逐渐失去它的内在价值。满足于从神秘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主义”中借取代用品，使得现代资产阶级艺术进入衰落的过程。

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

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艺术家是为社会而存在的。艺术只有在描述、唤起或表达那些对于社会有重大意义的动作、感情和事件的时候，才获得社会的意义。

艺术不仅是生活的简单反映、再现，也不只是判断生活，认识现实，在艺术中往往融合着理想。艺术不应满足于检验现在存在的东西，艺术应当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善，应当具有改造现实的积极作用。

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认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把艺术变为手段以求达到某种不相干的、即使是最崇高的目的，那就等于降低艺术作品的价值。普列汉诺夫通过对艺术史的分析，指出这种理论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不协调的地方产生的。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普希金并不拥护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但当尼古拉一世想把普希金变成现存社会的歌颂者的时候，他和宫廷贵族和政界人物产生了不协调，他宁愿逃遁到艺术中去，变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的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与环境的不协调，就会对艺术产生有利的影响。普希金这种超脱，意味着他对反动统治者的消极反抗。但在一般情况下，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是对社会利益的漠不关心。这种理论容易使艺术家看不见社会生活，而无谓地纠缠在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验和病态的空幻臆造中。在资本条件下，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帕拿斯派诗人和早期法国现实主义者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热烈拥护者。他们虽然反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庸俗 气，却一点也不反对作为这种庸俗 气基础的社会关系。他们一面诅咒“资产者”，一面却尊重资产阶级的制度。而且随着欧洲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解放运动的加强，他们对这种制度的依恋变得越来越有意识，就越难于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反而变成资产阶级制度的有意识的保卫者。现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者虽然口头上反对小市民 气，但他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亚于最平庸的市民。把“自我”作为“唯一的现实”的艺术家，为了爱自己而把金钱和艺术交织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金钱而艺术。

功利主义艺术观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相对立。普列汉诺夫认为，对功利主义艺术观也要作具体分析。任何一个 为了本身的利益，都对艺术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由于过去的 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并不是革命者和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在第二帝国的法国作家当中，有一些人，如亚历山大、小仲马、拉马丁等，他们之所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并不是想用什么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产阶级制度，而是想巩固被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大大动摇了的资产阶级制度。可见，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

普列汉诺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艺术和审美现象所作的分析，取得了可贵的成果。他的艺术理论及文学批评的著作包含着非常宝贵的有些简直是出色的见解。他对 主义美学、艺术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 的论述，在他的全部理论遗产中占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俄国影响深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 主义者”。列宁曾受到早年普列汉诺夫哲学上多方面成就的影响。列宁再三强调必须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主张把他的全集中的所有哲学文章汇编成册，列为“必读的 主义教科书”，并多次高度赞扬他在1883～1903年间的哲学功勋，还把他在斯托雷 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的哲学“整顿”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比之为18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象从I.康德到G.W.F.黑格尔、L.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作用。同时，列宁也尖锐地批评普列汉诺夫的种种失误，认为他的根本的哲学错误在于没有把辩证法看成是一门系统的哲学科学，没有把作为逻辑的辩证法理论当作专门研究的对象，没有真正深入到 、恩格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宝库中去作一番切实的探讨。他没有足够地注意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对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也没有注意。他在后期的政论中甚至把这一辩证规律当成了实例的总和。同时他也没有注意到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个和辩证法融为一体的认识论系统，特别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关于逻辑和历史、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因此，他在批判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上，不善于根据人类认识的较新成果来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改变它的某些形式，把辩证法进一步贯彻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不善于把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及其他唯心主义思潮同当代物理学危机联系起来考察。

普列汉诺夫逝世后，根据列宁的倡议，苏联学者在保护、收藏、整理、利用他的著作、手稿、笔记、批注、来往书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全集24卷，其中有：劳动解放社文集 6卷、与Л.В.阿克雪里罗得通讯集2卷、遗著8卷、哲学选集5卷、哲学遗著3卷。

20世纪20年代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开始在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中译文是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2月27日在北京《晨报》断续连载的《无 主义和主义》。1929～1930年，几乎他的全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都有一种或多种中译本。鲁迅、瞿秋白、博古等在翻译介绍他的美学和哲学思想著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建立后，普列汉诺夫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他的5卷哲学选集。这些著作的译文共约580余万字。其字数在所有中译的外国哲学家著作中，仅次于 、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参考书目

Μ.约夫楚克、И.库尔巴托娃著，宋洪川等译：《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北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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