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临死前，并没有亲口承认谋反之事，根据《史记》的记载，韩信似乎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在齐王任上时，具备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时不反，却在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实在是玩火自裁。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信之“谋反”是被诬陷，而司马迁则是用了曲笔，明肯暗否。韩信临刑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大祸临头之际，韩信才后悔未用蒯通反汉之计，这足以说明：韩信终其一生，始终未动谋反之念。

事实上，分析《史记》等史籍对韩信“谋反”事实的相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有许多矛盾之处，令人质疑。

其一，韩信在刘邦胜负未卜的时候，拒绝蒯通游说他另起炉灶的劝诱，等到了刘邦成名就之时却心生异志，这对于一个深谙兵法的将帅来说太过于违背常理。

其二，韩信两次被刘邦袭夺兵权，早已从中察觉到刘邦对他的猜忌与畏惧。但是，他在刘邦被项羽兵困固陵时不反，到楚地为王时不反，迎刘邦于陈地时不反，为何偏在无权无兵、蛰居长安之时谋反呢？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如此没有谋略？

其三，以韩信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还与陈豨“辟左右与之步于庭”密商谋反之策？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再说，韩信与陈豨商定谋反之时无第三者在场，外人如何知道谈话内容？司马迁的记录何以那么详细？

其四，陈豨向来是刘邦的亲信，与韩信关系一般，韩信怎么会愚蠢到贸然向皇帝的亲信吐露心曲，而且是谋反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说，陈豨到巨鹿赴任后数年，与韩信一直不通音信，这样的同谋也太奇怪了吧。

其五，凡谋反者，矛头一般指向较高当权者，即皇帝。而韩信谋反的目标竟是吕后和太子，不合常理。况且刘邦当时统帅大军在外，韩信即使得手，也名不正言不顺，且并未消灭刘邦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谋反毫无意义，韩信的见识怎会低下到如此地步？

其六，韩信向来熟谙兵法，怎么可能将未经训练的囚徒和自己的家人作为造反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这些人是否能攻占戒备森严、层层设防的皇宫，靠伪造刘邦的诏旨赦免的囚徒就一定会听韩信的指挥，跟着他谋反吗？这些问题韩信不可能没想过。

其七，韩信“谋反”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发，舍人弟告发的最初动机，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而且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考虑到吕后杀梁王彭越时，就是令鼓越的舍人诬告彭越“谋反”，那么，韩信舍人之弟告发韩信“谋反”是否也是吕后所指使，实在值得怀疑。

其八，如果韩信确有谋反意图，当萧何骗韩信入宫时，韩信怎会不做任何防备，而是坦然涉险，轻易进宫？韩信死前，为什么只感叹自己平定齐地之时未听蒯通之言，而没有悔恨自己谋划不周？

其九，韩信“谋反”虚实尚未可知，吕后就诱而杀之。对于朝中第一臣被杀，刘邦为何不责吕后，甚至不详加调查。是否说明刘、吕设谋于前？

综观历史，历朝历代的开国臣大都很少得到善终，这是历史规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再说，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他不能不对韩信心生惧意。所以，韩信之死是必然的，只是如何死法而已。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当时，还有什么能比“谋反”之罪更能达到杀鸡儆猴，震慑其他异姓王的目的？

韩信被杀之后，其他几个在楚汉战争中和韩信同样起过重大作用的异姓王，都被以种种借口所杀，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早死，幸得善终。又因他的势力弱小，封国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其后人幸免于杀戮，封国得以保存。直到五代以后，因绝嗣而亡。

刘邦在剪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后，曾经与诸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见《资治通鉴》）可见，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国策，这才是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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