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三国时期，东吴就已经在努力开发江南地区，但是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依旧在北方。等到西晋灭亡，东晋建立之后，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尽管东晋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大量开发江南地区，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等到刘宋建立之后，虽然刘裕成夺得黄河以南的国土，但是对于刘宋整体实力来说影响并不大，因此刘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支持南朝产时间的稳定统治。
但经过东吴、东晋，至南朝刘宋元嘉末，南方地区的经济还是有了迅速的发展，从当时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而言，已大体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成为与下游扬州有同等地位的重要开发区；包括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南方的交广地区、福建。

刘宋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
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
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商业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
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
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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