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万国来朝的盛世介绍-历史百科网

隋朝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杨广即位后，奉行的对外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
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倭国，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

一时东京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为世界中心，“蛮夷嗟叹，谓我国为神仙。”隋炀帝对此也颇为自得。但在阔气排场之下，则是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和人民负担的急剧加重。
万国来朝，指的是众多国家前来朝拜。“万国”表概数，形容多；“朝”意为朝贡，朝拜。
“万国来朝”之事，首见《左传》所记涂山之会；其词，则首见于《隋书·卷十五·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隋以后，唐代（包括武周）、明代等均出现过“万国来朝”的局面。
朝贡在中原王朝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域外民族对合法性的一种肯定，我国古代一些统治者也乐于造就并维护“万国来朝”的局面；但同时，“万国来朝”也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历代王朝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并因此饱受争议。
“万国来朝”这个词，首见于对隋炀帝统治时代的记述。隋炀帝即位后，急于要在短的时间内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他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也不惜下血本。
《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之事后继续说道：“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大业年间，通过使用“厚利”招徕，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西域传》)。
另外，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日本，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隋炀帝还常于东京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设九宾之礼，并作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
大业六年（610年），各国来使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之下的，皆是国王亲自来朝贺。于是在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荟萃于洛阳。隋炀帝还听从裴矩的建议，在洛阳盛情款待胡商，使得“蛮夷嗟叹，谓我国为神仙”。(《隋书·裴矩传》）
大业十一年（615年）春正月甲午朔，隋炀帝大宴百僚。突厥、吐谷浑、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一并遣使朝贡。”（《隋书·炀帝纪》）
然而，万国来朝的奢华排场也意味着巨大的挥霍与浪费。前述大业六年（610年）“诸蕃酋长”前来洛阳时，隋炀帝盛陈百戏，所费巨万。酋长们请求入市贸易，于是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就连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请入免费宴饮，还被欺骗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路旁的树木也被用丝绸缠起来，有胡人看到后询问：“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极尽讽刺。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万国来朝的局面尚未完全结束，隋王朝已处于危机中了。随着中原大乱，西域“朝贡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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