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当皇帝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饷、杀立节帅，而是和以后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中唐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具有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节度和兵士为主。
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
各藩镇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绩卓著。
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进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与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终于遏制其野心，令其夺取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野心不得实现，因此内部矛盾滋生，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终于在宣宗时彻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机复河湟三关七州。
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首领张议潮亲身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归版图，朝廷设置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纥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西域，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归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军为据点，意图复兴。对这种落水狗，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仍毫不客气地调集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纥汗国就此灭亡。
南诏侵攻时，亦是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过六万，令其国力空虚，小孩为兵，妇女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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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没有藩镇割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