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的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与由李如松、查大受、高彦伯率领的明朝及联军相遇。明日两军在碧蹄馆（位于汉城以北十五公里一座小山丘上的驿馆）激战整整一日，最终以双方脱离接触而告终 。
由于中日朝史料的重大差异，此役在后来又成为争议颇多的神秘之战。 关于此战有中日遭遇战，日军诱敌伏击战两种说法。所以对于此战结果中日朝史书记载在过程细节上有很多不同和分歧。
此战明日两军的损失，据李如松自己的揭报称：“职喝官兵争前砍杀，贼即披靡大溃，我兵乘胜追逐，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七颗，内有贼首七名，系游击沈惟敬、通事张大膳辨验明的，夺获倭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比贼迟奔，因稻畦深陷马难驰骋不及穷追，收兵回营，查计阵亡官兵李世华、贾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员名，阵伤官兵四十九员名，射打死马二百七十六匹。”
日本方面，《日本外战史》、《征伐记》、《军记》、《日韩古迹》等皆声称明军被斩超过一万以上，尚有意犹未尽者，称日军一路追击直至临津江边，明军争渡逃命，淹死者无法计数，尸体阻塞江流云云。《日本战史 役》相对谨慎，给出了斩六千的数字，但即使这个数字也超过了明军此战的参战总人数，并不具备可信性。而日军方面的伤亡，现存日方各种记载中皆称损失不过数百人也基本不具备可信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年三月二十三日，石田等三奉行在王京检点士兵人数，统计立花宗茂、高桥统增所部仅余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比之碧蹄馆战前之时减员一千八百多人，而此战之后立花军并未再参加任何有记载的作战，那么，除去一部分因病疫亡故和义兵袭击造成的伤亡（不过两个月时间，又没有作战任务，所以此二种减员数量可知微乎其微），碧蹄馆之战无疑便应当是其最主要的损失原因。
而且日本战史役是编成于20世纪，不能否认里面仍有很多演义化，理想化推算各家兵员实有数的情况。 方面的记载也基本都认同明军失败的观点，由于大臣不能干预明军的军事内情，无法获得准确的伤亡点验数字，但也因为其与明军高层有往来而有参考价值，如李德馨奏“与贼死伤相当，几至五六百矣。”尹根寿称“损折天兵三百，杀倭亦三百，杀伤相当”再如吴惟珊所说是“斩倭仅百二十余，天兵死伤千五百”。
有一些观点认为依日方公布的资料 日军损“武将” 安东常久， 小串成重小早川秀包帐下包括重臣 横山景义等十五人，“武将”阵亡数量相当的大。但是日本古代军事的一个特点就是“武将”比率奇高，而川中岛之战双方阵亡八千人中有四十多个“名将”，也就是说“武将”在战国日本指的是军官和士官。此外《神宗实录》中有"夫是役大将仅以身免"的描述。
而明军伤亡，根据所述，战后李如松军尚余三千余人，结合出兵人数五千余人的情况来看，损失应在一两千人左右，比例大致符合。考虑到仅立花宗茂军就减员至少千余人，日军的损失不会少于两千。一句话总结：“撒网捕鱼，鱼走网破”。若真要细究，则可看出明军部队极其强大的战斗力——日军四万人在一场遭遇战中遇上五千人的明军，不但没吃掉对方，反而被突围了。
关于碧蹄馆之役的影响亦有两种说法，一种近年网上出现的说法是明军以少退多，粉碎了日军在万历之役中一次歼灭成建制明军的机会，极大的打击了日军士气，为日后逼迫日军放弃王京，攻克汉城奠定了基础。
另一种则是双方在此役后形成僵持局面。李如松一面退兵开城，固守现有阵线，一面派遣沈惟敬再赴王京，同日军重开和谈，在谈判中仰赖战争前期取得的优势，并通过明军和海军，义军对日军后勤和粮草的打击成迫使日军放弃王京南撤。《我国军事通史》持的就是这种观点“碧蹄馆之战是头一次万历援朝战争的转折点……
而从实际上来说，碧蹄馆之役毫无疑问震慑了日军，使日军不敢再对明军采取任何主动的军事行为。同时也遏制了明军收复平壤之后所向的进攻势头。日军因为后勤问题加重了被动局面，只想尽量多的抱有既得土地。明军也因为本身兵力太少，碧蹄馆伤亡的又多是辽东的精锐和私兵，让李如松心痛不已，放弃了正面大规模作战的想法。双方进入了僵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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