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进入仕途后，奋不顾身，敢说敢为。由于他敢于上书言别人之不敢言，不免开罪于皇帝或皇太后。他一生四进四退。前三次被贬，每次出京，都有同僚、亲友、宾客相送。相送的人们对于范仲淹的被贬，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扬，认为他的被贬是一种光荣，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光荣。
以至于第三次被贬时，范仲淹与同僚、亲友、宾客们作别时自嘲道：我范仲淹前后三次被贬三次光荣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只希望诸位能给我找个好一点的牢房了。
宋仁宗天圣七年，范仲淹时30岁，任秘阁校理。这个官不过是在皇帝藏书阁中负责整理和校勘的一个小官，还没有资格给皇帝上书言事。这时，宋仁宗是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朝中大权，全在章献刘太后的手中。
满朝文武，无不唯章献刘太后马首是瞻。这年，刘太后拟以冬至时临朝，要皇帝率百官上贺。
对于刘太后的这一决定，从皇帝到百官，无不认可，但范仲淹却上书表达了不同意见。

他说：当皇帝的有事俸老辈人的责任，但没有来当臣下的道理;有坐北朝南的尊位，没有北向为臣的礼仪。若请皇帝在宫内侍俸母亲行家礼，这是应该的;如今要让皇帝和百官同列来朝拜太后，这样做将会损害为君之道，削减了皇帝天下之主的尊严，给后世留下不好的先例。
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要求章献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一来，自然让大权在握的刘太后极其不满，于是将他贬到河中府当了一名通判。
通判这个官职为宋太祖首设，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相当于知州的副手，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为皇帝直接委派。范仲淹因开罪皇太后而出任河中通判，故属于被贬之列。这一次，同僚们在都城门口饯行时，就交口赞扬他这次被贬是“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章献刘太后去世，范仲淹得以被召回朝，当了个右司谏。右司谏是言官，隶属于中书省。
范仲淹有了右司谏这个言官的身份，也就更方便向皇帝表达意见了。刘太后过世后，很多言官都抱怨太后听政时的过失，而遭受过太后贬逐的范仲淹，此时却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超人大度。
他说，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皇上十多年，是尽了责的，因此我们应当掩蔽她那些小的过失，以保全太后的名望。刘太后过世时留得有遗嘱，要宋仁宗立杨氏为皇太后，并参加军国大事的议决。又是范仲淹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他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育的原因而代立为太后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了又马上另立一个太后，天下人就会怀疑皇上是不是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帮助呢?因为范仲淹反对得有理，继立太后一事方得作罢。
刘太后去世的这年七月又遭遇旱灾和蝗灾，江、淮、京东一带特别严重。范仲淹请求皇帝派人到灾区去安抚赈灾，却不被接受。
这下，范仲淹说话就不客气了，问皇帝道：如果宫中的人拿半天不吃饭，那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如今有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了，怎么能够不去安抚救济呢?宋仁宗听了这质问，无以回答，只得就派范仲淹到灾区去安抚赈灾。
范仲淹每到一处就开仓放粮，禁绝淫祠，减免了灾区的茶役和盐赋，灾区老百姓方安定下来。返京时，范仲淹又将灾民赖以充饥的野草带回呈送给皇帝，请皇帝展示给六宫贵戚，让他们了解民间的疾苦，以此来警戒他们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
这次范仲淹回朝的时间并不长。刘太后一死，宋仁宗可以自己作主了，他便借口第一个老婆郭皇后没有生育，要废了郭皇后另立皇后。范仲淹认为皇后不应轻易废除，便和众谏官、御史劝宋仁宗改变主意，然而没有说动宋仁宗。
他准备第二天上朝时再争，第二天他刚到待漏院就得到了通知，要他到睦州去当知州。他这次被贬出京，僚友们送得更远，直到长亭，并赞许他这次被贬“此行愈光”。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是因为上《百官图》之故。范仲淹后来回朝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兼知开封府。
这时的宰相是吕夷简。这个吕夷简在宋仁宗手下执政时间很长，宋仁宗刚亲政时政治清平、天下安定，他是做出了贡献的，因此，他也是一代名相。但因为他执政时间长，门生故旧自然也多，当时朝中官员大多出自其门下。
于是范仲淹上《百官图》，剖析了朝中百官和吕夷简的关系。这就触怒了吕夷简，加之那时他对范仲淹还不甚了解，一气之下以要率百官罢职相威胁。这时的宋仁宗是很倚重吕夷简的，于是一道命令，将范仲淹贬到饶州去当知州。这一次，僚友们一直送他到京郊，更称赞他“此行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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