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被视为最繁华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

西方
在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我国图景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我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我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我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我国极为追捧。
对我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说：“我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我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我国）会立刻感叹我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俄国传教士John Bil在《从圣彼得堡到亚洲的旅行》中评价说：“除了保障生活温饱的必需品外，我国人也会有大量的生活结余，特别是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过于繁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我国还有大量的金矿、银矿、铜矿、铅矿、以及铁矿。我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东亚
18世纪，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我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后发起“北学我国”的运动。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
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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