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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散文

[拼音]:Mingdai sanwen

明代的散文创作没有出现类似唐宋八大家那样杰出作家,但优秀的篇章还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说、寓言、笑话、八股的影响。尤其是晚明小品,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散文观念到创作实践都有显著的变化。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

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们经历了社会动乱,创作较能注意现实。这种创作倾向,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刘基。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刘基的散文比较善长议论。他的《郁离子》,形式活泼,其中虽然夹杂一些陈腐的见解,但在揭露和嘲讽社会弊病方面,不少小品写得精悍警厉,鞭辟入里。另外,他的游记,清越幽秀,颇有柳宗元的风范。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成就较高。

以后能继承宋濂、刘基散文传统的是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噆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

但是,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明文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杀”;另方面着意提倡理学,编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定为生员必读之书,并以此为内容进行八股取士。这种情况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视野,使创作逐渐失去应有的生机。内容贫乏、文气冗弱的台阁体也就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他们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当时不少文人得官后,往往模拟三杨的台阁体,应酬逢迎。除三杨外,黄淮、金幼孜的散文与台阁体相似,当时也享有盛名。当然,三杨的散文,其风格也有一些差异。如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但他们散文艺术的共同弱点就是都写得肤廓、空泛。这是散文创作的低潮时期。

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

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在变革台阁体文风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茶陵派的首领是李东阳。他也是台阁重臣,“四十年不出国门”,生活范围并不广阔,所以他的散文创作,在内容的贫乏上,并未有多大改观。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代替啴缓冗弱的台阁体,在表现艺术上与台阁体有所区别,有一定可取之处。如他写的《甲申十同年图诗序》刻画十人不同的情态,传神生动,是较好的作品。当然,真正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台阁体以有力打击的首先还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的前七子。他们作品的内容较为充实,如何景明《何子》12篇、康海《拟廷臣论宁夏事状》等,都是针对时弊的议论散文。但他们的艺术追求是一味模拟秦汉文章,甚至故意佶屈其辞,地名也用古名,不足为训,所以,前七子散文创作的成就并不很高。

与此同时,也还出现了一些不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对台阁体,成就较为显著的散文作家。先有马中锡,后有王守仁、杨慎等人。马中锡的散文横逸奇崛,王守仁的散文疏畅俊达,杨慎的散文渊博婉丽,都具有一定的创作个性。其中像马中锡《中山狼传》、王守仁《瘗旅文》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前者描写一个救狼反被狼噬的故事,寓意较深;后者是一篇对客死异乡三个陌生人的祭文,寄托着作者内心的悲愤。

随着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 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称唐宋派。他们虽然注意散文创作要学 唐宋散文所具有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但又强调能“自为其言”,要“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所以他们的创作与一味模拟秦汉者有显著区别。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朴素自然。尤其是归有光,善于即事抒情,描绘家庭琐事,真挚动人,“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像《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都是具有这样特色的作品。正是马中锡、王守仁唐宋派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 。

当然,唐宋派自身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的创作有时“搀杂讲学,信笔自放”,有道学气,迂腐平庸,索然无味。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当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再起时,他们的影响就几乎消失了。后七子的声势更盛,但他们之间拟古的程度却不相同。李攀龙模拟的程度更严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贞在散文创作上,并不过分强调模秦拟汉,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清新畅达的作品。尤其是宗臣写的《报刘一丈书》较为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 。其刻画奔走权门的 之徒的丑态,维妙维肖;描绘权豪的赫赫气焰以及门者的狐假虎威,亦淋漓尽致。

万历至崇祯年间散文

从嘉靖末开始,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新的资本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胧要求个性自觉的思想潮流。因此,这时期的散文作家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已不像唐宋派那样,只是改变一下学 的对象,变秦汉为欧、曾,而是站在文学应反映“童心”、“性灵”这样自觉的理论基础上,指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扼杀创作个性的危害性。他们创作的散文,题材多样,形式也很活泼,摆脱了古代散文规矩的束缚,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无论是叙事抒情、说理谈天,都信笔直书,流畅隽俏,其中夹杂着不少“怡人耳目,悦人性情”的诙谐和幽默。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称为“晚明小品”。

其中像李贽、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都是风格独特、成就较高的散文家。李贽的议论散文,类似杂文,有强烈的战斗性,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嘲笑盲从孔子者的昏聩,笔调既辛辣又风趣。袁宏道对官场讽刺的书信,酣畅淋漓,形象生动,而山水游记则随意抒写,清新活泼。钟惺、谭元春、刘侗又是一副笔墨,他们追求幽深孤峭,往往以变换句式的方法,增强描绘对象的雕塑感。“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的王思任,其散文则“出言灵巧,与人谐谑”,充分表现这位“谑庵先生”的神采和风貌。张岱能兼采公安、竟陵两派之长,使散 到既明丽清净,又刻琢精工。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使晚明小品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晚明小品有个很大弱点,虽然有些篇章有愤激、讽刺,但大多数文章都是表现个人闲适生活,内容较为单薄。有少数散文趣味低下,显得俚率、庸俗。

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有的强调文章应该祖述六经,思想较为保守,如张溥;有的仍然追随前后七子,以“兴复古学”为己任,如陈子龙、夏完淳。由于这些作家身处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刻,所以他们有些散文创作能突破自己论文主张的框框,写出了不少面对现实的作品。如张溥《五人墓碑记》表现苏州市民与阉党的斗争,写得质朴亢爽。又如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义之前用血泪凝成的《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馀论》,感情充沛,悲壮动人。这些创作也为晚明散文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明代散文卷帙浩繁。重要的选本有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其中选录明初至弘治期间的散文。清代黄宗羲《明文海》,选录文章较多,但其书旨在保存史料,所以不少文章文学价值不高。清代薛熙的《明文在》,主要以唐宋派古文为标准选录明代散文。至于汇编全部明代散文的总集,则至今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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