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uishou dui shouru fenpei tiaojie

[外文]：adjustment of tax to income distribution

运用税收杠杆对不同社会集团、企业和个人之间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和调整。税收调节作用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各社会集团之间、各企业之间以及个人之间收入的或高或低的差别，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分配差别过大，不利于社会安定；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有失公平，不利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个人之间收入分配不够合理将会挫伤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国家可以运用税收分配手段，强制地、广泛地对各方面的分配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使之更好地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服务。

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均平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张。所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即认为分配不均，是社会不安和 不稳的根由。由于我国古代农业税是建立在一定的土地制度基础之上，因此，运用税收调节社会分配，往往迂回地表现为对土地制度的变革，如汉代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和隋唐的“均田制”等，并未能直接体现在税收分配的本身。自隋唐以后，如唐高祖武德六年(623)的户税，将全国民户按财产多寡划分为三等(后又改为九等)区别征收，对户等高的多征税，户等低的少征税等。像这一类直接通过税收本身去调节社会分配的措施，也就逐渐发展了起来。在西方，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进入垄断时期以后， 随着生产的集中，社会财富也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资本国家普遍把收入均等化列为 致力的目标之一，并接受了最早由德国社会政策学派明确提出的，用税法去矫正国民所得和国民财产分配不公的论点。在当代主义国家，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对税收调节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实践。

（1）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在流通领域，由价格与价值偏离以及级差收入所形成。价格高于价值，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损失；由自然资源质量优劣等因素产生的级差收入，会给企业带来高低不等的额外收入。对此，可以借助在流通环节课征的流转税，对价格偏高于价值的产品，设计较高税率征税；对价格偏低于价值的产品，设计较低的税率征税，以适当矫正由价格与价值偏离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借助在流通领域课征的资源税，或者在分配领域课征的过分利得税或无偿国拨资产税，以适当调节由不同级差收入所带来的分配不公。如果认为这类分配不公尚未被全部调节，那么，还可设想在分配环节运用级距比较简单、税率差幅比较缓和的累进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购买某些高档豪华耐用消费品，课以较高税率的特别消费税，以作出进一步的调节。

（2）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在分配环节形成，并在消费环节得到体现。对此，可以首先在分配环节课征累进的综合个人所得税，以便随不同个人的收入增减变化，灵活调节其收入总水平，从而缩小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课征累进或比例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对能够带来高收入的项目，规定较高的分类所得税税率征税；对低收入的项目，规定较低的分类所得税税率征税，或者不予征税。以便有目标地调节不同项目经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可以在消费环节开征累进的个人消费支出税和遗产税、赠予税，以调节不同个人之间消费水平和对财产占有的悬殊状况，缩小他们之间的贫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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