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engchi zhucheng tixi

[外文]：fortification system of walled city

我国古代筑城的基本形式。它是以城墙为主体，与沟池等障碍和外围关堡相结合所组成的防御工程整体。古代城池，是统治阶级对外进行防御，对内实行统治的基地。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城池的得失作为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志，把构筑和加强城池筑城体系作为国家设防的重点。据统计，西汉时期构筑的郡、县城池达1400多座，以后又有增加。城池筑城体系在我国延续约4000年之久，到明、清时期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城池筑城体系以一座城池为一个单元构成，大体上由墙、壕防护设施，射击设施，出入口防御设施，指挥、观察设施和外围关堡等五部分组成：

（1）墙、壕防护设施，是城池筑城体系的主体工程，墙体要求构筑得高、厚、坚固；羊马墙、护城河（沟壕）是保护城池的主要障碍物，可使进攻一方的人马、兵器难以接近城墙和登城。

（2）射击设施，是指沿城墙顶部外缘构筑的雉堞（又称堞墙、睥睨），雉堞上有垛口和孔眼，供守军观察、射击和投石用。

（3）出入口防御设施，主要是指城池的门洞，它是防御的薄弱部位；其防御设施为门和闸，门多为木制或外包铁皮，闸为铁制(靠绞车操纵升降)。

（4）指挥、观察设施，主要是指建于城门上的城楼（亦称重楼）和城墙上的敌楼。

（5）外围关堡，是在城池外围的交通要道上构筑的关城和堡城，为城池防御的前哨阵地，能起到加大城池防御纵深，使城池免遭突然袭击的作用。

据《世本》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构筑城池，起源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大约是在夏王朝建立的前后。更早出现的土墉，是城池的雏形。城池筑城体系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翟，对我国古代城池筑城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例如，他主张构筑城池的位置要选择在军事和经济要地，并注意利用地形；城池筑城体系要构成能四面进行防御和多道的防护设施；城墙的外围要有壕池环绕，最外层构筑木栅外郭予以加强;城池与亭燧的配置要能互相掩护，互相支援。此外，他还主张城墙内侧每隔140米左右设“突门”(即暗门)一座，以便守军战时出敌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穴(地道)攻”，提出了“以穴迎穴”的战法和工程措施。

我国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各个朝代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我国早期的城池规模较小，春秋中叶的城池，方圆不过10公里，以后规模逐步扩大。如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南）周长已达24公里；到了唐代，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市区）的周长扩展到36.7公里;明初都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外郭达103.7公里。大的城池也不断增多，如唐代10万户以上的城池只有10多座，到了宋代已增至40多座，以后继续有所增加。

历代城池的修建都强调深沟高垒，重视建重城和采取城墙与护城河（或沟壕）相结合的防御措施。如战国时期的淹国都城淹城(今江苏常州市南)为三重城，每重城的周围都建有护城河；汉朝京城长安城（今西安市西北）为二重城，外城城墙高达8米，底厚3.5米，顶厚2米，墙外有宽约7米、深约4.7米的护城河环绕；汉末曹操改建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隋代的长安城（今西安市区）均为三重城；据考古发掘，唐代长安城城墙的底厚达12～20米。宋代的城池除沿袭重城和保持唐代城池城墙的厚度外，为加强城池防卫作战中的侧击能力和友邻互相掩护，在城墙上加筑了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马面，形成了城墙马面筑城体系；还加宽了护城河，如宋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城的护城河宽约30米，从而使城池筑城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历代的城池，在墙、壕防护设施方面发展变化不大，但重城个别仍有发展，如明代的北京城建为四重城。

我国古代筑城很重视在城门上和城墙的拐角处构筑指挥、观察设施。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有关于宫隅、城隅之制的记载。秦代出现了城楼，汉代出现了角楼，以后历代筑城，在城门上和城墙的拐角处均建有供瞭望用的亭楼观榭之类的建筑。明代对角楼在形制上做了大的改进，改建为四周开有箭窗的多层角楼，既可用于观察，又可用于射击。南北朝时期的邺城，城墙上还建有用于观察的敌楼，后代一直沿用。此外，有的城池还在内城建有钟楼、鼓楼，平时用于报时，战时用于报警。

城门是城池筑城体系的薄弱部位，也是进攻者攻击的重点，因而也是历代城池发展中研究和改进的重点。周代在城门外加筑有突出于城墙的城阙，防守的士兵可在城阙上以弓箭侧射掩护城门。汉代又在主要城门外加筑了瓮城（图1）。瓮城有的亦称月城，它是突出于城门外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这种建筑形式一直延续到明代，其设施较前代又有发展。如明代城池的城门，有的构筑有双重瓮城，有的在瓮城的正前方还建有高大的箭楼，从而大大加强了城池出入口的防御。

早期的城池，城墙主要是用土夯筑(或版筑)而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筑城材料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东晋时期，出现了用砖包砌的城墙。到了唐、宋时期，一些较大的城池都用砖包砌城墙。明、清时期，用整齐的条石、块石和大城砖包砌城墙已较普遍。明代城池的城墙，砌砖用的胶结材料有的是用糯米石灰浆，城门起拱是用桐油拌合石灰胶结，历经数百年仍坚实如故。

明代修建的北京城(图2)，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的。它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典型的封建王朝都城，具有防御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工程构筑坚固等特点。该城略呈方形，由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组成。内城是北京城的防御主体工程，城墙周长约24公里，墙体较高为13米多（包括雉堞），底厚19.5米，顶厚16米。墙顶的内缘设女墙，高 1米，外缘设雉堞，有垛口11038个。沿内城城墙构筑敌台172座。内城共设城门9座，位于南面的有3座(正中的为正阳门)，其他三面各设城门 2座。城门上建有城楼。内城的城门外建有瓮城，其中正阳门的瓮城还增筑箭楼3座。为使瓮城得到进一步的掩护，在城门外附近构筑有大敌台。为加强城角的防御，各城角都建有角楼。为加强整个内城的防御，在城墙外开挖有护城河，河宽30～60米，深度3米以上。在内城的北面中心位置建有钟楼和鼓楼。外城的城墙建于内城的南面（东、西、北三面未建外城墙），建有敌台63座，城墙、敌台的构造与内城相同，仅强度稍次于内城。皇城和宫城位于整个城池的中心，其结构和防御工程设施与内城相近。

在我国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城池筑城体系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如四川合州的钓鱼城，是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而构筑的。涪水在其南，嘉陵江流经其北，渠江在其东，三面临江；城池建在山顶上，南北两面为峭壁悬崖，地势十分险要。它上控三江交汇的扇形地区，下屏战略要点重庆，是攻必夺、防必守的军事要地。南宋的余玠、王坚、张珏等将领，从1243年起，先后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条件和险要地形，顺着山的自然地势构筑了钓鱼城，又在城外据险构筑了一些外围据点，形成了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坚固的城池筑城体系。宋军依托它从1259年开始，抗击蒙古军队和元军多次进攻，坚持20年之久。又如明朝初年，明 为防倭寇对沿海的侵扰，在沿海地区修建了海岛、海岸、海口筑城体系（见明代海防筑城）。这些筑城体系的共同点，都是以卫、所的城池为主体，并与堡寨、墩台、烽堠相结合而构成的。它是一种将内地的城池筑城体系，创造性地灵活运用于海疆不同地理、地形条件下的设防，曾有效地保障明军阻止和打击了倭寇的多次入侵，取得了抗倭战争的之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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