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Han zhi Qing （Yapian Zhanzheng qian）de jingji sixiang

[外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from the Qin-Han to the Qing dynasty

从秦汉到 战争是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地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与要求。同时农民阶级的经济主张，也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得到了体现。

在这两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土地兼并、财政困难和货币问题不断出现。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始终是地主阶级思想家最棘手的难题，因此，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虽有所反映，终究不如土地、财政、货币问题上的议论广泛而频繁。当然，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特别是在它的前期和后期，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经济思想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即使讨论同一经济问题，也因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各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

与先秦时期比较，秦、汉以来的经济思想更偏重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较少作理论原则上的阐述。在基本经济原则方面，一般是遵循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的观点，并逐渐使之成为传统经济教条。但本时期在有关具体经济措施的大量调整、改革和争论中，也出现不少对于经济事物发展的新认识。到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又逐渐形成反对或批判若干传统经济教条的思想发展趋势，反映了新的经济关系在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的孕育和成长。

秦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问题。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如何巩固封建地主 赖以建立的物质经济基础，就成为秦汉四百年间地主阶级思想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颇具见地、内容丰富的经济思想。

汉初一些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面对战后社会经济的凋敝状况，极力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贾谊针对当时弃农经商、“背本而趋末”的现象，强调使民“归之农，皆著于本”，并把积贮财物，特别是粮食储备，视作“天下之大命”（《汉书·食货志上》）。晁错进一步指出商人对农民的“兼并”是使农民流亡的原因，因此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提出“以粟为赏罚”（《食货志上》），从而把古代的重农思想推到了极端。

秦汉初期曾推行抑商政策，到公元前一世纪，又出现了重视商业活动的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为富商大贾立传，把他们誉为“贤人”，并积极宣扬他们的致富之道。桑弘羊重视商业的作用，但主张发展官营商业而打击私人商业资本，他要求“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盐铁论·本论》），采取工农商业并举的方针，甚至倡言“富国何必本农”（《力耕》），“利在势居，不在力耕”（《通有》）。这种反对单靠农业而重视商业的观点，在整个封建时期内都是罕见的。此后肯定工商作用的言论虽仍有出现，但重农抑商思想已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惟有东汉王符提出农工商各有本末的理论，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表示异议。

这一观点以司马迁的论述为最集中而突出。他认为，“求富益货”是人类“不学而俱欲”的本性，是人们的基本社会活动。在他看来，从事农、虞、工、商四业均系致富的正当途径，而各业的营利能力可概括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对于求富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化现象，他认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不必人为地加以均平。在如何求富问题上，他赞成汉初时的放任政策，主张封建国家对于人们的营利活动较好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这同他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与合乎“自然之验”（《史记·货殖列传》）的客观规律密切相关。与经济放任观点相对立，当时经济干涉思想也广泛流行，它主张国家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西汉前期，无论主张放任还是干涉政策以求富，均能摆脱伦理观念的束缚而重视财利问题。但是，汉武帝时亦有董仲舒（前179～前104）鼓吹“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

面对西汉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董仲舒首先提出“限民名田”（《食货志上》）的主张，即限制私人占田数量以堵塞兼并之路。限田主张对于以后整个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的田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实际影响。后来王莽 推行王田制，宣布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亦系针对土地兼并而发。这与汉初重点反对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相对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变化。

针对汉初以来的钱币私铸问题，贾谊最早建议由封建国家垄断币材，“勿令铜布于天下”（《食货志下》）。他还第一次提出“法钱”，即现代所谓标准本位货币的概念；并且认识到国家通过掌握货币，可以调节商品供应、稳定物价和增加财政收入。这些主张对于后来货币铸造权的统一与集中，具有重要影响。桑弘羊实行统一铸钱时，更明确地指出：“故统一， 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盐铁论·错币》）。晁错认为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上用之故”（《汉书·食货志上》），则属于明显的货币名目论观点，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曾发生重要的影响。贡禹（前 124～前44）建议废钱用谷帛，则完全是一种倒退主张。

西汉的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具有首创意义，对以后各封建王朝的理财活动，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桑弘羊创行的均输和平准，前者旨在“齐劳逸而便贡输”（《盐铁论·本议》），结果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后者系国家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稳定物价，其设想之周密而有效，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此后耿寿昌建议的常平仓制度，亦成为封建时期一种常设的经济措施。另外，要求封建中央财 力的统一与集中，也是西汉新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观点。至于王莽推行的“六筦”政策，可算是集以往各种经济管理措施之大成。其中除了荒唐的货币改制及其他混乱的部分而外，尚有一些合理或新颖的见解：如设立“五均赊贷”，将 贷放货币与平定物价结合起来，由 根据市场客观变化，规定和调整某些重要商品的标准价格，即所谓“市平”；各行业均应按利润交纳什一之税；注重生产成本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予以精审核算。

秦王朝曾用政治权力强迫移民，而晁错则以经济方式鼓励人民迁徙，他在安定移民经济生活方面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一直为后代各封建王朝主张移民戍边的人们所称颂。桑弘羊也主张移民屯垦，他对于移民在巩固边防、开发边疆方面的有利作用，又进一步予以阐发。在人口问题上，东汉徐幹（171～218）在《中论·民数》中强调掌握“民数”即人口数目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是国家实行各种政治经济措施的基础，这是我国历史上早用专篇谈人口问题的著作。

两汉时期还有其他一些经济观点，如司马迁关于生产经营原则的论述和合理的货币利润率观点；桑弘羊对大规模生产优越性的论证；东汉王符重视“日力”、即劳动时间对财富生产的作用，将“爱日”作为一条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原则来考虑等。东汉末年，张角（?～184）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提出了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万年太平”思想（《太平经》）。他们要求建立万年太平的世界，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并以积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土地兼并有增无已，为了安定封建秩序以巩固地主 ，封建统治者不能不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因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田制思想与改革方案。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货币和财政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新观点。

西晋占田制规定各级贵族与官僚占田数的级差限额；农民的占田数以“丁”为标准，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特点在于将赋税负担与占田中的规定亩数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封建 企图解决土地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均田制，它体现了当时思想家对于土地的不同形式利用的重要性、各类土地作物的生产周期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按生产能力分配田地的意义等，均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均田制还包括其他一些新的土地分配原则，如“先贫后富”、“恒从其近”（《魏书·食货志》），以及劳动力的地区均匀分布等。均田思想自北魏李安世提出后，成为封建时期具有极大影响的田制思想之一。惟对“均田”含意的理解，在封建前期和后期具有显著变化。

西晋傅玄为了解决农民大量流徙，因而影响封建生产基础的现实问题，建议“通计天下”，按社会各行业的客观需要，具体规定士、农、工、商各业的从业者人数。此后北魏李冲（450～498）创立邻、里、党三长制，通过赋役关系将劳动编组与土地密切结合起来，也反映了封建 加强劳动力编组的思想。

傅玄从赋税轻重应根据客观需要的观点出发，将租税的征课归纳为三条原则，即“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赋役篇》）。这是本时期在财政理论上的突出表现。另外，占田制与均田制体现了按劳动力负担赋役的原则。北周苏绰（498～546）认为租税及差徭都不应让富豪得到便利才是真正的“平均”，是对传统的平均负担原则作了新的补充。

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了明显的货币拜物主义观点，它在东晋鲁褒的《钱神论》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其他的货币观点以南齐孔较为突出，他反对货币名目论观点，指出铸钱不能“惜铜爱工”（《南齐书·刘悛传》），此说成为往后一千多年中经常引证的名论。孔还从通货紧缩角度去考察货币购买力的增高。东汉张林也曾提到通货膨胀时货币购买力的降低。他们是我国最早这样明确地根据市场价格动态来追溯流通中货币价值的变动的人。南北朝时，诏令铸钱采取“官自立炉”，“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魏书·食货志》）的办法。北魏为了稳定币值，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抛售藏绢。这些作法颇与近代所谓“自由铸造”和公开市场活动相类似。

此外。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详细设计和记载了一个地主家庭的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被后世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封建主义家庭经济学。

唐代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的鼎盛时期。其时思想家对土地问题的探讨已不如前那样热烈，在货币问题上所提出的新观点也不多，最突出的是对财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此外，适应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唐末经济思想已显示出若干新的转折征兆。

在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仍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杨炎第一次提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刘晏主张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注重培养税源。陆贽也提出“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条》）的理财原则。刘晏理财的另一特点是运用商业原则进行财政改革，重视商人的商业活动对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作用。他还第一次创设商业情报网，以搜集各地的商情及物价动态。

对于财政征课，刘晏注意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新唐书·食货志四》），以此获得充足而稳固的税源;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稍后杨炎创制两税法，实行计资而税、以货币定税额和简化税制，这是我国财政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他还坚持划分公赋与天子私藏以保证公赋的独立，陆贽又进一步否定天子的私藏。此外，李翱（772～841）和李珏对于税率高低的经济影响所作的论述，也是本时期在财政理论上的新观点。

随着唐代封建 的加强，封建财政日益集中，因而产生由封建国家统一掌握全部财政收支的中央集权思想、财政稽核职能独立等概念。至于李林甫（?～752）建议颁行的“长行旨条”，它作为国家年度财政收支的长期指导原则，可算是国家预算制度的发韧。

在西汉董仲舒提到农民耕种地主土地负担“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上》）的沉重地租之后，陆贽更明确地将贫富不均的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残酷的地租剥削，并且主张“裁减租价”（《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这是前人尚未提过的新观点。至于白居易坚决反对官府 对贫民残酷盘剥，以往也不曾出现过。

陆贽指出“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这是把古代久已流行的货币数量论观点，作了鲜明而典型的表述。另外，关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问题，本时期内不少思想家如白居易、杨于陵等重视货币窖藏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指出人口增加或货币使用区域的扩大会要求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注意到货币的自然损耗和货币外流现象等。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来看，唐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1）对传统的讳言财利教条开始表示怀疑。如陆贽主张虚名实利相辅而行，白居易则肯定“圣人”也一样好利。

（2）重视工商作用的思想倾向逐渐增强，象陆贽和韩愈（768～824）那样的儒家代表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农工商并重，刘晏更运用商业原则来处理国家财政。

（3）对贫富不均的批判已不如前世之突出，柳宗元（773～819）还为富室进行辩护。

（4）注意平赋役的问题多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均田”一词也被用作分摊官荒田地赋税的代词，丧失了它缓和土地兼并的本意。以上经济思想的变化，在宋代以后或者更加明显，或者广泛流行而形成主流思想。

从宋代起，封建地主经济已转入后期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也有更长足的发展，这就使宋元时期的经济思想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尤为突出的是对先秦以来一直起支配作用的若干传统经济观点，提出了异议或批判。此外，本时期关于纸币方面的丰富思想，令人瞩目。

对传统的讳言理财观点，宋初李觏已持异议，并公开主张“言利”。随后王安石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他把“理财”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充实国家财政、调节财富分配和“摧抑兼并”的重要手段，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讲求理财之术的秉政儒者。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坚决，甚至宣称不善理财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他还反对把理财与聚敛相混同，否定什一税为“中正”的理想税制，并对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提出异议。

反对传统的“抑末”观点。北宋时为私商自由经营辩护而主张“通商”的观点不断增多。欧阳修 （1007～1072）还提出“诱商”为上、“制商”为下的新原则，要求封建国家与商贾实行“共利”（《欧阳文忠公集·通进司上书》）。到南宋，叶适第一次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学记言序目·史记一》），公开否定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点。元代的重商气氛更为浓厚，因而产生由国家自制海船而利用商人进行对外贸易的观点，连祖述程（颐）朱（熹）的道学家许衡（1209～1281）也主张封建“士君子”可以兼管商业。与此相关，为工商富民辩护的观点不断出现，李觏曾指出“富者”不必是“强者”，故对那些靠辛苦经营起家的富裕工商业者，不能任意打击。他是为新兴工商富人辩护的先行者。此后反对打击“富工”、“豪贾”的思想广泛流行，叶适更宣扬“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民事下》）。

本时期许多思想家谈论土地问题时常把土地私有权力的不可动摇性作为前提，认为限田、均田都是徒劳无益的事。即使以“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相标榜的王安石，也不同意夺富人之田“以赋贫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三）。同时，有不少思想家对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苏洵（1009～1066）和叶适即为其重要代表。那些仍坚持井田制的人如林勋，其方案也不过是在保证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由农民使用一定量土地，并把重点放在赋役负担上。从南宋起，人们已不热心于提出新的田制改革方案，朱熹（1130～1200）更把“定经界”作为他处理土地问题的唯一内容。此后经界法或土地清丈即成为流行的土地思想。

北宋沈括（1031～1095）在阐述“钱利于流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货币流通速度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关系，这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也是极值得称述的。其他，如周行己重视货币与商品“相为等而轻重自均”（《浮沚集·上皇帝书》），并对以往关于货币轻重理论的分析作了重要阐述和补充。他还具体地论述了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

钞币思想是宋代纸币流通的产物，到南宋时人们总结了管理和发行兑换纸币的各项原则，即所谓“称提之术”，它包括规定发行较高限额、一定数量用于兑现的现金准备，分届发行，防止钞币贬值的补救措施等，可算是世界货币发行史上早出现的兑换纸币理论。在元代，经叶李（1242～1292）的建议颁布了《钞币条划》，这是一种较完备的纸币发行条例，它对发行不兑换纸币所应考虑的理论原则，差不多均有论及，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外，元代在全国各路设置金银平准库，以便利宝钞的兑换，它颇类似于近代的现金准备制度。卢世荣（？～1285）主张设立平准周急库，经营贷放业务，也与近代银行活动相似。

北宋初，王小波（？～994）领导的农民起义首先以“均贫富”为口号，并将它付诸实践。南宋初的农民起义领袖钟相（？～1130）、杨么（？～1135）又予以发展，完整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七）的革命纲领，这个口号代表封建时期农民阶级的革命要求，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

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建议或措施，反映出一些值得称述的经济观点。例如，南宋时郑伯谦从理论上阐述了会计的原则与作用，主张扩大会计的监督范围，提高会计官司的地位。董煟的《救荒活民书》，集中而系统地探讨了各种救荒措施的利弊及改善办法，成为此后讨论救荒问题的理论先驱。宋、元之际的邓牧（1247～1306）在《伯牙琴》中，描绘了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至德之世”来和它所批判的现实相对立。元代的董搏霄 （？～1358）在军粮运输上倡行所谓“百里一日运粮之术”（《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其指导原则与近代生产中的流水作业法颇为相似。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除农民的激进经济观点以外，主要仍沿着宋以来对传统经济教条的批判思潮继续进展。尤其自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萌芽，因而在经济思想的许多方面均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要求，并对 战争以后的经济思想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此外，因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本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经济观点。

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谈论经世致用及理财之道已蔚为风气。明代泰州学派宣扬自己的学说是“百姓日用之学”（《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李贽（1527～1602）在其《藏书》中专辟“富国名臣”一栏，对历代理财家大事赞扬。丘濬也宣称“《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大学衍义补》卷二十）。至于明末大量出现的以“经济”或“经世”命名的专门著作，更是以财政经济问题的讨论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清初颜李学派又把物质财富作为重要课题来悉心研究和大为宣扬，甚至主张将“理财”设为学 的专科和定为取士的考试科目之一。到19世纪前半期，连儒家的神圣经典也被说成是为了“致用”。这些都表明讳言财利教条的传统支配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在明代，何心隐（1517～1579） 设想工商业者能与封建士人一起上升到“圣贤”的地位；李贽则宣扬工商富人是“天与之以富厚之资”（《李氏文集·明灯古道录》）；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和厚商利农等等观点，继续发展了宋以来出现的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尤其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的命题。此后要求发展工商的思想不断增多，如王源坚决反对“轻末”，俞正燮（1775～1840）指出抑商非“抑末”，包世臣主张“本末皆富”。到 战争前夕，魏源宣扬以商业富国，更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崇俭是我国封建时期的传统思想，但宋以来已陆续出现与此不同的消费观点，如北宋范仲淹（ 989～1052）与沈括均有扩大奢侈消费以 生产并增加就业的思想。在明代，陆楫明确地反对禁奢，把扩大消费看作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到 战争前夕，魏源对传统的“禁奢崇俭”论提出新的解释，认为俭只能适用于封建统治者和贫民；对于富民，则应鼓励他们奢侈以促进巨室与贫民“通工易事”（《古微堂内集·治篇十四》），这是市民意识在消费观点上的体现。

明代李贽从“私者人心也”出发，把财产私有说成是人们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并认为这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连孔子一类的“圣人”也不例外。明清之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无不肯定“自私”、“自利”是合乎规律性的行为。顾炎武还把财产私有制看成是杜绝纷争和促进生产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都是当时市民思想的反映。尤其是土地财产的私有权，更受到这一时期思想家的重视，如丘濬的“配丁田法”，黄宗羲所谓恢复井田的土地方案等，均明确地以不许侵犯富人的现有土地权益作为前提。清初颜元（1635～1704）曾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治篇》卷一）的口号。但在具体讨论各种土地方案时，他和他的徒弟仍将土地私有权力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宋以来土地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本时期最值得珍视的土地思想之一是清初王源主张“有田者必自耕”、“不为农则无田”的主张（李塨：《平书订》卷七），这已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另外，他对于城市宅地和农村耕地作差别处理的设想，也是前人不曾提过的土地观点。与上述土地思想有别，明末李自成（1606～1645）领导的农民起义高举“均田免赋”的旗帜，直接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第一次提出均分土地财产的革命要求，并全部否定了封建剥削。这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济纲领的重大发展。

元末王袆（1322～1373）最早主张铸造金、银币。明代丘濬设计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钱、钞皆“权之以银”（《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下》）的货币制度。他还在讨论钞币问题时，认识到商品的“价”由生产商品所用的“功力”来决定，这一见解是比较深刻的。到19世纪，林zx建议铸造银币以代替银锭的流通。此时主张行钞者重视私商银钱号在帮助封建国家纸币流通上的作用，这一趋势也是以往所没有的。特别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讨论纸币问题的系统专著，即王瑬的《钱币刍言》，以及专为反驳它的观点而刊行的许楣兄弟的《钞币论》。

我国秦汉以来坚决反对 的思想是不多的。唐末及北宋陆续有不少思想家反对封建官府所从事的 ，而对私人贷放取息行为却很少反对，南宋陈亮还公开为它辩护。到明代，丘濬一面抨击官府 为“不义”，一面又论证私人放债取息活动的合理性并主张它应受封建 的保护。惟有明末宋应星（1587～？）猛烈攻击私人 ，指责它是造成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这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

明代后期在全国普遍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变实物税为货币税，这是财政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演变。明、清之际，王夫之总结人民在实物缴纳中遭受的苦痛，论述了货币税对实物税的优越性。同时，对于传统的农业单一税和什一税思想，他也予以全面而有力的否定。清初王源坚持废止行之已久的对物课税制度，建议对行商和坐商均按其所得利润抽取一定比例的税额，这已接近近代的所得税制。另外，在财政思想方面，丘濬提出了编造年度财政预计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概算的编制程序。

明代丘濬积极提倡让私商自行出资从事对外贸易业务，而外贸对象也从以往主要为满足奢侈消费服务转向进出口一般商品。许孚远同样坚决反对当时的海禁政策，并为海外贸易作了更为细致的辩护。到清代，蓝鼎元替开放海禁辩护时，尤为注重以有易无的贸易经济需要，主张让人民自由经营海外贸易， 不加干涉，将元、明以来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丘濬曾列举元代四十七年间逐年海运漕粮的实收统计数字，证明海运的损失较河运为小。这是我国历史上运用长期统计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的典型。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经济观点，如人口观点。自先秦以来，人们一般都把人口多寡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兴衰的标志。北宋时苏轼（1037～1101）首先指出众多的非生产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元代马端临（约1254～1323）进一步考虑到人口的质量，因而得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自序》）的结论。明末徐光启第一次提出了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人口增长率问题。最突出的是清中叶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他对人口增长的一般趋势所作的结论及其建议的补救措施与五年后T.R.马尔萨斯的观点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他更焦虑人民的就业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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