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fuyi zhidu

[外文]：tax and corvé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我国历代王朝为巩固国家 而向人民征课财物、调用劳动力的制度。赋，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的征调，后指对土地的课税，即田赋，有时还包括人头税和资产税。役，亦称徭役，即在统治者强迫下，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和军役。

古代役重于赋。《诗经》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许多关于役民筑城的记载，特别是各国互相攻伐，军役更为频繁；《周礼·大司徒》篇中规定各级地方官有召民应役的职责，为此应经常保持户口及马牛车辆等的实况登记，征调时贵者、贤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国家对土地的粟米之征为“什一”（收获量的1/10）。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议齐国试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差别征税）;春秋后期，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实行“初税亩”即按平均产量规定一亩的税率，以后成为以收益为基础的田赋税制。

秦统一我国后，修阿房宫，建骊山，筑长城，戍五岭，徭役极为苛重，激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汉初采行与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征课，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但徭役仍沿秦制，男丁每年在郡县服役一月（更役）之外，尚有正卒（到国都服役）和戍卒（往边境屯戍）的服役，不服役的纳钱代役，称为更赋。此外还课人头税:未成年男女纳口赋，成年男女纳算赋。汉初推行役政，有所谓“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说法，事实上，皇族、官吏以及因军功、纳粟而受爵赏的早已享有复免本人终身并家族、子孙长期免役的优遇，于是，徭役负担集中在平民身上。

三国时期，曹魏行屯田制，屯田客向国家交纳很重的屯租。除屯田外，一般编户则交纳田租、户调，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至于役，则豪族拥有佃客，国家无从向之征调；反之，平民被强征兵役和其他服役，无一定制度可言。

西晋实行占田制和户调制，平民一户男女丁二人可占田百亩，其中70亩为课田，据以课税。贵族的占田，则第一品可达50顷，递降至九品可占10顷。事实上平民的占田额没有保证，贵族的占田额却难以限制，平民苦于无一定法度的徭役，贵族则除本身免役外，还可荫庇若干客户。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田租、户调甚为混乱，兵役杂役尤极苛重。为制止户口大量逃亡，南方实行“土断”，限定流民于所在地区落籍；北方实行“括户”，从大户荫庇之下夺回一部分编户。但都不能改变民户因重役而逃亡的严重危机。

唐代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试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亩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法。租和调为三国以来田租、户调的演进，庸则为役的绢、布交纳。同时，实行府兵制，减除了征调兵役的威胁。但均田制亦如西晋占田制，规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业田比平民的永业田多至十倍数十倍；加以豪强兼并，后来农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实亡，从而租庸调法也不能继续下去。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780）改行两税法。两税为地税按亩征粮，户税按每户财产征钱，各于夏秋两季征收，较能适应纳税能力。但以后地方 因军政支出浩繁，对两税增添课额，加上各项徭役的派征，人民负担日重，民户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溃。

宋代田赋的征课只以田亩为对象，取消了唐代两税中以家资为依据的户税，加重职役。在各种职役中，“衙前”（主管官物）、“里正”（督课赋税）两种责任甚重，一般以上户充役，多致倾家荡产。其他各项杂役也使民户苦累不堪。终宋之世，由差役（各户轮流应役）改为募役（各户出钱雇人应役），募役又改为差役或差役、募役兼行，或行助役（以钱津贴应役者）、义役（各户出钱买田以供应役者），改来改去，负担无法减轻。同时，田赋加重，隐田漏税现象严重，官府实行丈量土地，弊端不少，地主们借机极力反对。这样，赋和役日益重压，逃亡问题又复严重。

元代赋役更为复杂。在中原地区，属于赋系统的为“税粮”，属于役系统的为“科差”。税粮既有亩税（每亩三至五升），又有丁税（每丁一石）。科差既按户纳丝料（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领主），又按户征包银（每户四两）和俸钞（每户一两）。在江南地区，则大体上仍沿宋代两税之制，夏税输棉、丝等物，秋税输粟及一部分折钞。此外，仍有各种杂役苛派。总的来说，元代的赋役负担较宋代尤为沉重。

明代，赋役制度有所改进。赋的方面，在土地丈量基础上，建立了黄册（记载户口、土地）和鱼鳞册（见彩图）（绘制田丘形状）相配合的户籍地籍制。两税夏麦秋粮，带征丝、棉织品，由粮长负责催征税粮，减少胥吏的作弊。后来粮长权势渐大，明王朝采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粮区内数人轮充粮长的办法。役的方面，里甲、均徭、杂泛三类差役原系按户资人丁情况分户等以区别承役的先后重轻，而编审户等积弊难除，户类上下倒置；里甲、解户、库子等役每因失职获罪以致破家，于是投靠大户以避苛役之风日益广泛。至嘉靖年间，在各地试行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年间普遍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则是赋役合并为征银两。田赋除漕粮仍征实物外，一律征银；原银差及力差也统为征银，并摊进田赋银内征收。这就简化了赋役制度，并调整一县之内各里间的负担，杜塞编审户等以及派差轮役的种种弊窦。但一条鞭法在各地推行情况不一致，有的已经推行又恢复旧制；后来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按亩加征，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减轻负担的实效全遭破坏。

清初战乱，兵差繁重，地方经费困难，仰给于按户等摊派的老办法，编审户等之弊同于前代。康熙初年，江南赋重的苏松地区开始实行均田均役：将一县各项差役全由雇役充当，所需雇役经费，通过合邑田亩均摊，实即一条鞭法的继续实施。但当时各省正致力于战后荒地的垦复，均役办法未能推广。以后经过较长期稳定统治之后，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2462万余丁）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依据，把各省丁银329万余两固定下来，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的固定，为摊丁入地创造了过渡条件。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广东省首先实行摊丁入地，以该省的丁银摊入该省地赋之中，不再按丁抽税。自雍正元年至七年（1723～1729），各省先后推行，完成了明代一条鞭法所未完成的改革。州县地方差役的工银、饭食，则由地赋中存留给地方的部分支用，并可从耗羡归公中提一部分补给。这样，原来役的开支有了新的保证。

综观历代制度，赋是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则是重役的征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的演进自应以减轻役和加重赋为主流，然其间亦经常出现反复。汉代口赋、算赋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征调，是一种人头税与重役并征的典型。以后西晋的户调以占田为依据，唐代的租庸调以授田为条件，至两税法而赋役集中于对户资、田亩的财产征课，只是额外的役无法制止。宋代两税专以田亩为征课对象，比唐代两税又进了一步；当时各种徭役虽极繁重，然以家资列户等为派役根据，实亦向财产税转化。至明代实行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这一历时长久、艰难曲折的赋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封建赋役的实质在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土地自由买卖以进行兼并。在田赋征收上，长期以来是大户的税负远轻于小户的税负，甚至大户的税负转加于小户身上，这就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役政方面，特权阶级不仅自己不服徭役，并可荫庇众多投靠之户，这正是历代户口逃亡的一大漏洞；逃亡户的增多，未逃亡户更受赋役的重压，其结果是相率逃散，铤而走险。从中唐以至明代的户资列等问题，体现着特权阶层以下各等级民户在赋役负担上的相争相持，其结果只能是上户偏轻，下户偏重。摊丁入地以后的大小户矛盾仍集中于亩税的征课。总之，要在封建时代求得公平合理的税制是绝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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