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ngwu pingjia

[外文]：biological assessment

用生物学方法评价环境质量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各种生物对环境因素的变化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和反应特点。生物的适应范围越小，反应越典型，对环境因素变化的指示越有意义。例如有些植物对大气污染反应敏感，并表现出独特的受害症状，人们根据它们的受害症状和程度，可以大致判断大气污染的状况和污染物的性质（见大气污染指示生物）。

许多水生生物也有指示作用。如石蝇稚虫、蜉蝣稚虫等多的地方表明水域清洁，颤蚓类、蜂蝇稚虫和污水菌等多的地方表明水域受有机物严重污染。多毛类小头虫是海洋污染的指示生物。人们根据科尔克维茨和马松污水生物系统列出污水生物分类表（其中包括细菌、藻类、原生动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并根据种类组成的特点将水质分成寡污带，β-中污带、α-中污带和多污带四级，通常分别以蓝、绿、黄、红4种颜色表示。

指示生物对环境因素的改变有一定的忍耐和适应范围，单凭有无指示生物评价污染是不太可靠的。因此英、美等国至今未在实际环境质量评价中采用这种方法。

50年代以来提出多种评价水体污染的生物指数。主要根据污水生物系统的原理，研究某一类生物（如藻类或无脊椎动物）中敏感种类和耐污种类的比例并给以简单的数字表示。如贝克生物指数是将采集到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分成敏感的（Ⅰ）和不敏感的（Ⅱ）两类，再按公式求生物指数。此法在美国应用较多。又如特伦特生物指数是按生物的敏感性将有代表性的无脊椎动物依次排成7类，每类生物给以简单的分值表示。英国以此作为官方的水质生物评价方法。

生物指数法比较简便，但敏感和耐污种类不易划分，而且生物种类的分布有明显的地理差异，难以广泛应用。

在环境清洁的条件下，生物种类较多，但个体数量一般不大。环境变坏以后，敏感的种类消失，耐污的种类在没有竞争和天敌的有利条件下，可能大量发展，使群落结构发生改变。根据这个原理，60年代开始利用群落结构的变化评价污染，并用数学公式表示。其中以C.E.香农和W.韦弗1963年提出的种类多样性指数使用较广（见生物种的多样性指数）。

应用数学公式并以简单数字表达群落结构的变化，借以评价环境质量，这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一个进步。但也有人认为影响群落结构的因素较多，污染只是一个方面，数学公式不能反映指示种的特征。

近年来还开展细胞学、生化学、生理学和毒理学指标的研究，用以进行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如应用赤麂(Muntiacusmuntjak)离体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交换率为指标和艾姆斯实验等均可快速评价污染物可能产生的致畸作用、致突变作用。有机磷农药使鱼类骨骼变形，抑制鱼脑胆碱酯酶活力。有机氯农药却提高鱼类血清转氨酶活力。此外，还有许多污染物能引起鱼类血液学特征的改变。

许多大气和水体污染物能在生物体中积累，生物体中残毒含量能比周围环境中的相应含量高出好多倍，因此生物体的残毒含量也是判断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

环境质量的生物学评价，一般不需要贵重的仪器和设备，比较经济、简便，同时可以反映出环境中各种污染物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追溯过去，进行回顾评价。此外，还可对大型水利工程、工矿企业的建设可能产生的生态学效应进行预断评价。这种方法可作为物理、化学评价手段的补充和说明。但生物种类繁多，生态系统多种多样，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因而生物学评价方法不易统一，也难以确定污染物的性质和含量（见指示生物、生物监测）。

参考书目

B.A.Whitton ed.，River Ecology，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Oxford，1975.

R.Amavis，J.Smeets ed.，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Ecological Criteria on Hydrobio-cenoses，Pergamon Press， London，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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