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angzhi

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入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我国的方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

（1）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

（2）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

（3）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型。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的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地记”日衰，“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隋朝大业年间，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唐朝规定，州郡图经每三年编造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若州县有变，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朝中期，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内容。该书按地方政区四十镇分列篇目，每镇有图（图现已亡佚），下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后来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多种，虽已残缺不全，但亦可见其所载内容之广泛。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入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一千三百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一百二十四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一百一十二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六十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诚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二十二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

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1）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

（2）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共修志七次，几乎隔四十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十三次，每隔二十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

（3）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

（4）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我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三千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八千五百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六千多种，十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三百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 、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六千六百多种；以下是乡土志五百余种；乡村镇志三百多种；省志一百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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