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Han dushi

秦汉都市大多是在战国时代重要都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位于渭水之北，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06年秦以此为都城亘一百四十四年，是秦的政治经济中心。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大事扩建，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此，更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京都。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咸阳全部遭到焚毁。东方的临淄、邯郸、洛阳、阳翟、南阳等，都是战国以来早已兴盛的都市，其中以临淄为较大。

汉统一全国后，关梁开放，山泽弛禁，富商大贾可以周游各地进行贸易。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这些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西汉都市经济的繁荣。

西汉时堪称重要的都会有长安、洛阳、温、轵、杨、平阳、邯郸、涿、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临淄、寿春、合肥、成都、宛、江陵、吴、番禺等。其中大部分为郡国的首府，并多数集中于黄河流域。

长安为西汉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有关中平原富饶的农业为基础，在所有都会中居首位。它有相当发达的冶铁、丝织、砖瓦等主要手工业。由于是皇室、贵族和官僚的聚居所在，四方珍贵商品咸集于此。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元始二年（公元 2年）有户八万多。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同时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丝绸之路即以此为起点。唯所居关中平原，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东南交通不够方便。依靠关东转漕，颇费周折；开褒斜道以通巴蜀，未见奏效，致使长安商业难以充分发展。

洛阳地理位置适中，自战国以来为秦、齐、楚、赵间纵横往来的交通孔道，当地人民多以商贾为业，时称“天下之朝市”。汉高祖刘邦曾想建都于此。西汉一代为河南郡治，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设有铁官、工官，手工业有相当规模。元始二年有户五万多。

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穿越太行山东西的滏口陉离此不远。由于交通便利，战国以来即为河北平原南部较大的工商业城市。吕不韦曾在此经商，家累千金。附近铁矿资源丰富，很早就形成著名的冶铁中心。秦时蜀卓氏之先即为赵人，以冶铁致富。邯郸郭纵亦因经营冶铁业，“与王者埒富”。西汉时以邯郸为首府的赵国仍以冶铁为主要手工业。可见邯郸除优越的交通条件外，传统的冶铁业为其成为工商业大都市的基础。

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是春秋战国时齐国国都。位于鲁中山地北麓、从中原通向山东半岛的东西大道上，战国以来即为东部较大工商业城市。史称桑麻遍野，又富鱼盐之利。手工业有冶铁、制陶、纺织等。西汉时设有铁官、服官。尤以丝织业著称于世。齐三服官即在此。战国时临淄城中有七万户，至汉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成都是战国以来“天府之国”的经济中心，不仅农业发达，矿产丰富，手工业也相当兴盛。除了生产闻名于世的蜀锦的丝织业外，金银器、漆器制造亦甚可观。《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制金银器，岁用各五百万。虽地偏西南，汉前已开域外交通之先声，张骞至大夏见到邛杖蜀布，即可为证。汉时为蜀郡治所，与中原间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哀间成都商人罗裒往来京师、巴蜀间，“訾至巨万”。商业繁盛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元始二年，有七万六千多户，逾于洛阳。

宛（今河南南阳），西汉时属南阳郡。设有铁官、工官，是邯郸以外另一个冶铁业中心。南阳孔氏以冶铁业兼营商贾，致富数千金。1959年曾在古宛城中发现规模很大的汉代冶铁遗址。又因位于关中、河洛、江淮之间交通要冲，人民多以商贾为生，故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之说。元始二年有四万七千多户，与洛阳相近。它成为当时联结南北地区较大的商业城市。

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于新莽时设五均官，以统制工商业，可见均属当时全国靠前流都会。

其余地位稍次的城市，大都因居水陆交通道路沿线或枢纽之处而成为一方的商业中心。黄河以北以陆路交通为主。如蓟（今北京）和涿（今河北涿县）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两大都会。河东地区的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则因处于晋西北畜牧游猎区和汾、涑河流域农业经济区的交界处而获贸易之利。轵（今河南济源南）、温（今河南温县西）位于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南北陉道和黄河北岸东西大道的交汇点上，从而发展成为洛阳北面两个重要商业都会。黄河以南发展起来的城市则以水运交通为主。黄淮平原西缘的阳翟（今河南禹县）由颍水可达陈、蔡。元始二年有户四万多。位于鸿沟分黄河水口附近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因处于水运咽喉而成都会，1975年曾发现迄今已知的汉代冶铁遗址中较大的炼炉，可见其冶铁业也相当发达。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居济、泗二水交会处，因商业繁荣，战国时即被誉称为“天下之中”，西汉时仍不失为贸易中心。据元始二年版籍，以定陶为治所的济阴郡，是西汉版图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与定陶地理条件相近的还有梁国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和淮阳国都陈（今河南淮阳），前者处于获、睢二水之间，丝织业比较发达；后者位于鸿沟和颍水交会处，因水运之便，史称“天下之郊”。江淮之间的合肥和寿春因沟通淮河、长江两大流域而被列入重要都会之列。长江中下游的江陵和吴（今江苏苏州）都具有优越的水运条件。江陵东近物产丰富的云梦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商业十分繁荣。桓谭《新论·谴非》说：江陵城内“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吴有三江五湖之利，秦汉为会稽郡治，是江东第一都会。岭南地区的番禺（今广东广州）则是西汉海路对外贸易中心。

东汉时期都市繁荣不如西汉，工商业规模也稍有衰退。但个别都市例外。如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使洛阳取代长安为全国较大工商业都市。王符《潜夫论·浮侈》所描述的洛阳城中，“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商业人口十倍于农夫，各地名产均集于此。皇室贵族生活之奢华远过于西汉长安。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各地著名学者荟萃于此，学术文化冠于全国。南阳的宛因为是光武帝故乡，被尊为南都，政治和经济地位仅次于洛阳。张衡《南都赋》备述宛都声色娱好之盛。成都的蜀锦生产在东汉时更为发达，“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城中公家府库“足富十世”，可谓是西南地区最富庶的都市。有些都市则因地理条件的变化而趋于衰落，如河东的杨、平阳随着晋西北农牧界线的变迁而无闻于史。定陶则因黄河泛滥、济水淤浅而渐衰落。总之，东汉一代的工商业都市，除上述洛阳、宛、成都外，一般都不如西汉之盛。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长安城内成为战场，“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屠宛，破坏严重。临淄情况虽不明了，然据西晋末年刘聪部将青州刺史曹嶷于临淄东南另筑广固城（今山东益都西北）为治所的事实推测，东汉末年的临淄已远不能与西汉盛况相比。汉末邯郸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漳河沿岸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城北去邯郸仅六十里，同样也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袁绍、曹操（见魏武帝曹操）先后为冀州牧而镇邺。由于建安年间白沟、利漕渠的开凿，邺城的地位也日臻繁荣。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建都邺城。而邯郸却已于前一年降为以邺为治所的魏郡的一个属县。至此，邯郸作为河北平原南部较大工商业都市的地位全由邺城所替代。唯成都居西南一隅，社会相对安定，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入蜀，工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西汉末年六大都市中仅成都还保持着原来的地位。

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都会，除邺城外，还有许（今河南许昌东）和建业（今江苏南京）。建安元年曹操因“洛阳残破”，迎献帝都许，又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许成为曹操争雄河北的根据地。孙权于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见建康）。后迁武昌，黄龙元年(229) 还都建业。其后东晋南朝均都于此，使其成为长江流域第一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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