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Qing diaosu

[外文]：sculptur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我国明清雕塑艺术的制作活动，在空前丰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上和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条件下，首先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宗教的、精神的以及奢侈豪华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普遍地活跃起来。其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多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而一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市民群众及知识阶层有着较密切关系的各种小型的案头陈设雕塑和工艺品装饰雕刻，则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新成就。

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雕刻，多以龙凤为主题。天安门前明代的华表，以多种雕刻手法雕造，华表柱身缠以浮雕龙纹，柱头横贯透雕云朵，顶端为莲瓣石盘上的圆雕“坐吼”，下面围以龙纹栏板和饰有狮子的望柱，整个石华表浑厚挺拔。御花园钦安殿的龙凤纹御路石、踏垛石以及栏板也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三台玉阶雕刻装饰华丽，特别是保和殿后巨大的九龙戏珠御路石是清代宫廷建筑雕刻中的代表作品。琉璃雕塑作为明清建筑装饰被广为采用。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代王朱桂（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琉璃九龙壁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于北海的双面起突的九龙壁以及故宫皇极门前的九龙壁，都以龙的变化多姿、色彩的绚丽而著称于世。山西洪洞县明代的飞虹塔（通高4 米），塔身内部用青砖砌成，外部以五彩琉璃砖瓦包砌，各层塔身均有丰富的琉璃佛像、菩萨、金刚力士、塔龛、蟠龙、鸟兽以及各种动植物图案花纹，整个塔身色彩斑斓，保存完整。大型圆雕如北京天安门前的石狮、故宫太和门前的铜狮（明或清初造）、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及文庙门前洪武(1368～1398)年间的铁狮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明孝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南麓十三陵、位于安徽凤阳的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格庄西的清西陵、位于辽宁省新宾县的永陵、位于沈阳的福陵和昭陵等陵墓，地面上都有大量的雕刻。陵前的神道两侧多设有左右相对的人物、动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条神道，长1200米，两侧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武官、文官、勋臣等18对，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风格写实，尚简朴，不追求华丽。清孝陵神道两侧石雕共18对，是清帝诸陵中规模较大、数量最多者，其他帝陵，多数也有数量不等的雕刻行列。清孝陵神道最南端的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石牌坊，气势颇为雄伟，柱础上浮雕云龙及瑞兽皆庄严华丽。清陵停放棺椁的地宫内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宫雕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地宫全部采用石结构拱券式，4道门的8扇石门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1.5米，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像，线条清晰流畅。第一道石门内门洞两壁雕刻与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壮，明堂券之券顶刻五方佛，穿堂券内两壁刻五欲供，券顶雕24身佛像，容貌端庄。地宫主体的金券顶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组成，周边有花瓣24个，东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宝图案。地宫四壁墙上还满刻字体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经咒3万余字。地宫建筑与雕刻极为统一。

根据明朝规制，凡死后封王者，墓前应有神道碑、文臣、武将、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刻。现存南京近郊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墓前尚有石刻，与明史记载相同。

佛教雕塑除继承唐宋以来造像风格而有所变化者外，一部分作品则融合了 喇嘛教雕塑样式，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喇嘛雕塑样式。其中尤以清朝官府主持修建的寺庙里的佛、菩萨、明王等形象最为显著。小型鎏金铜佛、菩萨像几乎全是喇嘛教造像样式。清代编纂的《造像量度经》便是以喇嘛教造像为标准的。明清佛教雕塑有不少生动而有特色的创造，如北京大慧寺的二十八诸天塑像（正德八年，1513），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的千手千眼观音等3身菩萨像(1383～1391)， 陕西省蓝田县水陆庵塑壁(1563～1567)，山西省平遥县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等。这时期盛行在寺庙中塑罗汉像、建罗汉堂，或塑十八罗汉，或塑五百罗汉，虽然它们仍是宗教礼拜的偶像，但工匠多凭自己的生活感受，发挥艺术想像进行创造，因此，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寺、陕西蓝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云南昆明筇竹寺及湖北武汉归元寺等寺庙罗汉像，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有不少公式化、定型化的倾向，如北京香山碧云寺、河北承德罗汉堂及苏州戒幢律寺等处的罗汉像。

明清道教雕塑保存不多，但山西省太原市晋祠水母楼的侍女塑像(1545)、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的侍女塑像（明）、西安市东岳庙的侍臣（清）、湖北省均县武当山的许多铜铸神像（明清）以及北京白云观的若干泥塑神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色。

曾在古代雕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陶塑、木雕或金属铸造的俑，由于丧葬 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札”所代替。所以，自五代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明代已系尾声，清初则偶尔一见。明墓用陶俑、木俑随葬者虽然为数甚少，但每座墓葬用俑的数目却往往很多。如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1389）、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锐墓(1410)、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杨昇墓(1440)、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1557)以及河北阜城廖纪墓和河南陕县王韩墓（1577）等贵族或官僚地主的墓葬，随葬的陶俑、木俑，少者数十，多者数百。据《明史·礼志》载，开国功臣常遇春安葬时，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赐大量木雕的明器──乐工、仪仗、女侍、武士门神等。今所见各墓出土的俑群中也有众多的奴婢、成行的伎乐人、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排列在公堂内外的衙役以及厅、堂、楼、阁、亭、坊建筑模型甚至赌具、刑具等。这些俑在明清雕塑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若干侧面。

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特征并和广大群众在精神上保持较多联系的，是被称作案头摆设的小型装饰雕刻。从制作材料可分为木雕、泥塑、陶瓷塑、砖雕、竹雕、玉石雕、骨角牙雕和果核雕等多种。其中如福建德化窑的瓷塑，广东石湾窑的陶塑，江苏嘉定、南京的刻竹，闽南、粤东的潮州木雕，无锡、苏州、天津的泥塑等，都有出色成就和独特风格。这类小型雕塑品具有朴素大方、明朗健康、单纯简洁而耐持久观赏的特点。从题材内容上看，虽然有些是取材于宗教的，如观音菩萨、罗汉、达摩、寿星、八仙之类，但它是作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带有传奇色彩或具有某种优良品性和神异力量的艺术典型而加以再创造的。更大量的则是取材于当时广为流行的小说、戏曲或者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来自群众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的。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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